古玩铺教堂:北平抗战情报人员重要接头地点

日本宪兵示意几名日军、特务,谷正文不是北京大学学生,节振国加入冀东抗日,黄浩情报联络组便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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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4日一大早儿,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的地下工作者周时身穿绸子棉袍、脚蹬皮鞋,骑着一头小毛驴奔“北京”城而来。她这次是到西直门内大街114号的元通祥绒线铺,和丈夫李才汇合。没想到出师不利,半路上被两个特务拦住带到了温泉据点。

1942年春,日军将马楠软禁在蒋光野、丁洁夫妇家,李澄之被软禁在济南经五路小纬二路颐恕里,也就是谷正文和日军翻译住的小院。当年16岁的孟蒙,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假借向谷正文请教戏剧表演、听留声机唱片等等,与马楠、李澄之接触、联系,准备营救他们。

老陶/文

  物资转运与抵抗斗争

日本宪兵示意几名日军、特务,把她拉到一个半人深的土坑前,特务们从后边一把将她推了下去,一锹锹的黄土落到她身上,一支枪口从后面顶住她的头……生命最后的时刻是否到了?

谷正文在《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一书“小偷助我破获北平共党地下电台”一节说:小偷出身的军统飞贼特务段云鹏采用“倒挂金钩”的方法,发现中共密台“位于北平桌子腿胡同四号院”,他带人将电台台长李政宣等人当场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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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黄浩,1937年就回到了北平,但起初实质性工作开展较少,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伏笔潜伏下来,他真正发挥出重要作用还是在后面。这时期更重要的工作主要还是在城市外围建立据点。

下午3点钟,李才和酒足饭饱的李级三离开饭庄赶往温泉。

1943年7月,在中共泰山地委的配合下,孟蒙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马楠带出城,送到八路军活动区。两个月后,他又如法炮制,帮助李澄之逃出魔窟。

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节振国,1910年出生于山东武城县刘堂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0岁随父兄逃荒到河北唐山开滦赵各庄煤矿,14岁起进矿做童工,饱尝生活艰辛,养成刚强、倔强、勇敢的性格。节振国自幼习武,为人刚正不阿,爰打抱不平,在矿工中有很高的威望。1938年,为抵抗日本侵略者和资本家的盘剥,开滦煤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节振国被推举为赵各庄矿工人纠察队队长。同年3月开滦煤矿大罢
工期间,节振国被罢工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推举为工人纠察队大队长。他组织带领纠察队员,手持镐把、斧头,严密控制矿区,发动组织数千名工人和家属参加罢工斗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声援
下,经过50多天艰苦的罢工斗争,迫使资本家接受工人提出的大部分复工条件,大罢工取得胜利。同年6月,不甘心失败的日本宪兵队伍长带领宪兵到赵各庄煤矿抓捕节振国,节振国临危不惧、奋起反抗,夺过日军宪兵队伍长的军刀,刀劈日本鬼子兵,杀出重围,率36名工友投奔
冀东抗日联军。节振国加入冀东抗日
军后,被编为冀东抗联第二路军司令部直属特务第一大队,即工人特务大队,节振国任大队长。1938年7月起,节振国率领部队
活跃在矿区和广大农村,发动矿工参加抗日武装,神出鬼没地打击日伪军,威震冀东平原。在工人特务大队的号召和鼓舞下,工人抗日声势日益浩大。由赵各庄矿扩展到开滦煤矿各矿区,成立了数支抗日游击队,7000多名工人先后参加了抗日队伍。节振国率领工人特务大队和日伪军数次激战,两度收复赵各庄、唐家庄矿区,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冀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节振国率领的工人特务大队越战越勇,后改编为八路军第十二团一连,为开辟冀东抗日新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39年秋,节振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同年到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1940年7月回到丰润、滦县、迁安等地作战,1940年8月1日,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战士、抗日民族英雄节振国率部与日伪军作战时,壮烈牺牲,时年30岁。1940年夏,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杨家岭听取冀
察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吴德的汇报,当吴德讲到开滦矿工出身的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这个同志很好,我们要注意保护培养,不然他会牺牲的。”但可惜节振国还没有来得及听到毛泽东对他的夸奖,就为国捐躯
了。节振国牺牲后,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曾指示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关于节振国的作品,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撰写的节振国事迹在《中国工人》杂志上连载,抗日民族英雄节振国的故事在解放区的军民中广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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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铺教堂:北平抗战情报人员重要接头地点。一看没吓住周时,河端开始对她审讯:“你的居住证,涧沟村的?”

段云鹏,1904年生于河北省冀县徐家庄,曾在北洋军阀曹锟部下吃粮当兵。后来拜“燕子李三”为师,学了不少偷盗作案的本事。他身手轻快,擅长爬高越沟、蹿房越脊,人送外号“赛狸猫”,但也不是什么会“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加入军统后,他化名宋再起,干起了特务勾当。

  而城工部的工作重点更偏重于联系组织人员、发展组织关系,进行宣传,发起抗争活动等等。实际上在城工部成立以前,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民先总队”就已经在北京开展工作。1938年组织遭到破坏,任队长的孙道临就曾经被日伪逮捕过。1939年,组织曾派人到北平城内,部分恢复了“民先队”的活动,但1940年再次遭到破坏。

人物小传

谷正文曾投奔了日军甲字第1415部队“城里宪兵队”曹长、号称“济南之虎”的武山英一,成了其手下的汉奸特务。

  彭德怀认为根据他在北平的社会关系和条件留在北平从事统战联络工作更加合适,因此决定仍把他派回了北平。谈起黄浩在北平的社会关系,黄浩之子黄曙明曾回忆,自从1920年前后自广东来北京定居以后,黄浩夫妇先后开办过诊所和挑补绣花工厂、修缮了新街口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崇慈小学,不久被选任为该校校长和新街口中华基督教福音堂的长老。

周时明白了,她开始吃东西,这让河端觉得自己的“软化”政策要成功了。他傲慢地对李才说:“媳妇的是你的,但现在不能领走。你的常来,劝劝她!”

飞贼特务并未“倒挂金钩”

  在城外,京西妙峰山虽被日寇占据,但山脚下的涧沟村却正是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

接下来的几天,继续审讯,仍然一无所获。河端示意几名日军、特务,把周时拉到外面空场上。那里早已挖好了半人深的土坑,到了坑边,特务们从后边一把将周时推了下去。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期,北京大学所在地沙滩地区的一些青年,组成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一支队伍,谷正文任大队长。由于这支队伍不是由北京大学学生组成,所以,人称谷正文为“杂牌大队长”。从此,“杂牌”也就成了他的外号。

  ●赵敏,男,80岁,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涧沟村村民,曾担任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交通员

又过了些日子,河端决定让周时“潜回”边区。按照河端设计好的计划,3月8日半夜三点多钟,周时悄悄地起床,拿着河端给的手枪,从小屋后门溜出去,等在门外的河端亲自护送她绕过据点的铁丝网。等周时向西跑出二三里地后,河端从后面打了几枪,表示发现周时逃跑了。枪响后,他让日本兵向北追出几里地,到几个小村子搜查一番。

历史亲历者、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孟蒙在《我对“谍海枭雄”的揭秘和斗争》《抗战期间解救我党战俘亲历记》中,披露谷正文为虎作伥、残害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志士的罪行。

  1937年8月,作为沦陷区的北平(日寇在华北地区的枢纽和汉奸伪政中心)成为我方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基地和隐蔽战线的主要战场之一。

这一切,周时浑然不知。所以,李才进门后,她下定决心:坚决不认李才,要牺牲就牺牲自己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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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城工委成立,1942年以后,这个系统的工作才正式恢复起来。这个系统影响最大的是,1943年以后,陆续动员了大批进步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奔赴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工作成效非常显著。

空场静极了。

1941年秋,日伪军对鲁中南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中共山东分局党总支书记马楠和共产党的挚友、国民党山东抗敌协会主任、山东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副主任李澄之被俘。他们坚贞不屈,日军改以怀柔软禁,而负责监视他们的,就是日本宪兵队曹长武山英一和谷正文。

  时隔几十年后,在车流熙攘的新街口一带,寻找一位抗日情报人员当年的住处并非易事。簸箩仓胡同只是一条普通窄巷,两侧的许多院落显然已经过多次添建和改造。13号院门口一位刘姓老人明确表示:“这里就是老6号!”

就这样,周时成功脱险,回到了平西根据地,向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站长王友报告了详细经过,接上了组织关系。等待“情报”的河端,多日不见周时的回音,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综合罗青长、葛佩琦、熊向晖、沈醉等多人的回忆资料,该案件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 情报系统

就在僵持之时,门帘突然一挑,走进来一个身穿黑皮袍、头戴小帽、脚穿老头乐、手里提着两大瓶酒、相貌英俊的小伙子。周时抬头定睛一看,脸色大变,心怦怦地跳。来人正是周时的丈夫、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平津情报组的骨干成员李才。

曾是为虎作伥的日军汉奸

  那时,明华斋古玩铺和新街口教堂都是黄浩与根据地联络站交通员来往的重要接头地点。根据地每次布置黄浩情报组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等,都是以联络商业的名义到明华斋古玩铺交给叶少青,或者以保定公理会教友的名义送到新街口教堂交给黄长老。

于是,河端决定派人进城,找她的丈夫、实则是我党的地下骨干李才来感化周时,从而实现他“逆用谍”的计划。

2012年2月22日,媒体采访了1933~193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3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大党支部书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秘书长、现年101岁的刘导生同志。据刘老回忆:谷正文根本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但是,谷正文第二任妻子吴春莲是北京大学学生,被捕后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刘老曾经代表地下党组织,到监狱给吴春莲送过点心,但没有见过她本人。

  ■ 从业者说

周时,女,山东济南人,原名周文馥,先后化名周时、李玉琴。1940年,在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全国解放后,历任天津市第三医院副院长、中央卫生部监察室副处长、国务院专家局和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处长等职。

在济南的两三年间,谷正文参与破坏了国民党济南铁血锄奸团、中共济南工委,对被捕的中共济南工委武思平等共产党人残酷刑讯。

  当时,抗日根据地受到日寇的严密封锁,物资极为紧缺,除去运输要担负很大风险以外,还需要筹集大量资金。这样黄浩夫妇便把自己开办的挑补绣花工厂的部分收入捐献了出来。不够的部分,黄浩则于1938年春带领叶少青前往上海、香港和自己的家乡广东潮汕地区发动募捐。

看到憔悴无比的周时,李才边哭边说,3年前走亲戚媳妇如何丢的,家里日子过得如何不容易,想把媳妇带回家安心过日子,做个好老百姓等等。开始周时有些迷糊,毕竟她也是受过特工训练的人,听着听着就明白了。原来这是李才教给她另外一套口供,要她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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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打骂开始了,但周时就是不说,弄得河端一时无计可施,气恼地说:“你的,受八路的毒太深。”周时被押回了看守房,她决定绝食,没有动日本宪兵送来的饭菜。

王石坚,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系统联络人,被周恩来誉为中共情报史上“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就属于王石坚的西安情报系统。

  供应药品完成物资转运

机会千载难逢。李才告诉周时,被捕后不怕牺牲是对的,但不能单纯等死,要用各种方法欺骗敌人,创造机会逃出去。

2.杜思忠击中的是李才而不是刘仁。

  北平与边区间的中转站

就在周时费力站起来的时候,一锹锹的黄土突然落到她身上,一支枪口从后面顶住她的头。最后的时刻是否到了?想到这儿,周时不顾黄土呛口迷眼,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在这一刹那,枪声响了。周时感到血往上涌、头发晕。她闭上眼睛,等待着光荣牺牲。几秒钟后,她觉得奇怪:“怎么还没死?”心里想着:“第二枪就要来了。”

《白色恐怖秘密档案》正文第一句话就说:“在民国二十四年这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我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身份加入了戴笠的军统局。”

  溯源

周时刚烈地回答:“枪,我不怕!你看着办吧!”

开始谷正文不知道是孟蒙所为,陷入迷茫,后来知道了,气得咬牙切齿:“非把小孟的头砍下来,挂在普利门上示众不可。”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活跃在北平城内的情报系统比较复杂,头绪繁多,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人员,即中共中央社会部系统、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1941年以前称“北方分局”)社会部系统、晋察冀分局城工部(1941年1月成立,初名“城市工作委员会”)系统和八路军总部系统。

“对呀,村公所发的。”周时答道。

谷正文在《白色恐怖秘密档案》正文开篇的“北平时期的国共情报斗争”第7、8页写道:国民党北平市刑警分队长杜思忠在西单牌楼附近抓捕一位神秘男子时,“神秘男子也不是一个简单人物,他见我抢枪,旋即回过身来与我扭打。不过,因为我从后面下手,占着优势,因此,他很快就放弃了。他顺势将西装松脱,拔腿就跑。我望着手上抓到的西装和枪,迟疑了一会儿。”

  从簸箩仓向南,不远处便是百花深处胡同。据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许赤瑜介绍,这里的明华斋古玩铺,也曾是黄浩情报组的10余个联络点之一。但和胡同中的居民一样,许赤瑜也无法明确指出这家古玩铺曾经的所在。

自从和丈夫李才见面后,周时“变了”:吃饭了、不骂特务了。她想妈妈、想跟丈夫一块回家。这一番假象还真迷惑了河端,他觉得周时被“软化”了,监视也渐渐地放松了。

194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社会部北平地下电台确实遭到国民党军统北平站的破坏,此案致使西安、承德、沈阳、兰州、天津、上海等多处中共地下电台受到牵连遭到破坏,被捕的中共地下党人达百余人之多。

  搜集、传输信息也是抗战时期北平情报人员向根据地输送的重要内容之一,北平联络站的陈卓毅曾出任石家庄伪代理市长,他利用这一身份作掩护,获取了不少有关日伪军事运输、物资储备、人事变动及内部矛盾等信息。

2月9日,是周时被捕也是她绝食的第6天,她感到很难受,盼着快点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快吃饭了,特务摆上桌子,让周时坐在上座。河端、特务、叛徒劝她吃一点,但她还是坚决不吃。

谷正文,山西汾阳人,原名郭同震,是一个极其复杂、拥有多重角色的汉奸、国民党大特务,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谷正文在《白色恐怖秘密档案》“自序”中,自夸说“近年台湾出版的回忆录很多,陈立夫的回忆录最假最坏,谷正文的最真最好”。实际上,他出于其反动立场和自我吹嘘的需要,采用故意隐瞒、张冠李戴、夸大事实等手法,多处严重失实。

  ■ 三段论

温泉日本宪兵队河端伍长抽出一支王八盒子手枪,“啪”的一声摔在桌子上,恶狠狠地对周时吼道:“你的八路的干活,快说实话!不说就不客气了。”

抗战胜利后,武山英一被逮捕;1947年9月30日,被判处死刑并执行。但在抗战胜利前夕,谷正文改名换姓,逃到北平。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郭同震”变成了“谷正文”。

  (文中部分内容参考自黄曙明《毁家纾难为抗日——缅怀父亲黄浩和母亲王佩芝》一文)

2月9日上午9点,特务李级三奉河端之命来到元通祥绒线铺,请“商人”李才12点跟他到日军的温泉据点走一趟。趁着李级三到前门办私事的3个小时,李才和平津情报组组长陈叔亮商量决定:到宪兵队后,一口咬定与周时断绝音讯多年,不了解她近几年的情况,机智应对周旋,决不能让事件扩大。

《白色恐怖秘密档案》在这个案件的记述上至少有两处错误。一是李政宣密台地址不是北平桌子腿胡同4号,经考证是京兆东公街24号;二是军统飞贼特务段云鹏是从无线电天线的异常上发现的电台,而不是神乎其神的所谓“倒挂金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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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后,两个特务把周时从坑里拉上来。她气愤地质问:“没罪又不放我,该死又不叫我死,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河端冷笑着说:“怕死的才死,你的不怕死,不叫你死。”

杜思忠第一枪没有击中“神秘男子”,于是开第二枪,“神秘男子”应声倒地。

  “地下工作人员也直接参与了对日伪的破坏行动。”荣国章说,“比如中共北平铁路工作委员会的成员许言午,他的公开身份是马家堡火车站站长。他联合同志,巧妙利用信号灯,并以铁路电线老化为借口,成功制造了一起列车脱轨事故。乘坐该次列车的日本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及日军校尉23名和80多名伪政府工作人员在事故中毙命。”

一听这话,河端故意哈哈大笑,然后说:“涧沟是我的管区,我的还没发,你的怎么就有了?”听此言,周时恍然大悟,原来是地下党组织搞的“良民证”出了疏忽。

段云鹏被捕后的审讯档案上记载,接受谷正文布置的任务后,开始阶段他也是不得要领,毫无进展。一天,他在看京兆东公街东边学校学生打篮球时,抬头时无意间发现,24号院的收音机天线与众不同。别的天线比较低,随便竖根木棍或竹竿,上头绑把儿破铁丝或绑个十字形的金属架,唯独这家天线杆又粗又高,由东南到西北竖着两根杆子,距离很宽。于是,他开始监视这个院子,发现了中央社会部李政宣密台。1947年9月24日,军统特务抓捕之前,段云鹏先悄悄潜入院子,蹲在窗户下面,等到李政宣密台报务员发完电报后才抓捕。

  这两种信送法不一样,重要信件一般都要直接送到目的地,普通信件则是沿村转送,就像跑接力一样。当然,交通员是不会打开信看的,送到就算完成任务,至于信里写的什么是一点儿也不知道。

一场危机就这样化解了。

其实,监视平房内报务员的情况,根本没有必要脚挂在房檐上来什么“倒挂金钩”,蹲在窗户下面是最好的办法。谷正文的笔法属于武侠演义,不过为了吸引读者罢了。

  八年情报战对应时局

李才返回绒线铺不久,特务李级三从前门回来了。李才请他到西四牌楼龙泉居饭庄吃饭,席间表示,周时是自己的媳妇,3年前被八路裹走了,请他在河端伍长面前美言。说完,递上100元钱,特务李级三半推半就地收下了。

这个事件当时北平许多报纸都有消息刊登,被称为“六一五”事件。媒体经过核对当事人张友恒撰写的《北京、天津情报工作的回忆》,发现上述短短的记述中,至少有三处错误。

  抗战甫一开始,来自不同系统的情报人员便陆续潜入北平,黄浩情报联络组便是其中之一,为敌后根据地多次输送了大量珍贵的情报、人员和物资等。其他活跃在北平城内的重要情报组织还有平津情报联络站、王定南情报联络组、陈叔亮情报联络组等等。

温泉“谍中谍”,周时赢了,河端伍长彻底输了。

谷正文不是北京大学学生

  黄浩工作小组的北平网络

原来,被捕后周时不吃饭,只喝一点水,身体越来越虚弱,河端着急了。他很欣赏周时的刚烈,狂妄自大地想:“如果收服了这个中国女子,稍加训练,派回八路地盘,帮我收集情报,岂不大大的好。”

谷正文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意回避了他为虎作伥的这段汉奸历史。

  接到药单以后,黄浩便会向组内骨干分配任务,以挑补绣花工厂与工商界生意来往做掩护,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有关西药房或者通过医院有关部门进行采购。比如,“东四牌楼附近的今代药房就曾供应过大批西药”,黄曙明在回忆文章中说,而李庆丰在协和医院的工作更是为他采买西药及医疗设备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李才一番痛哭流涕的“表演”麻痹了河端,他觉得李才就是一个老实的小商人。河端似乎有点自我陶醉,觉得自己是谍报高手,周时这块硬骨头就要啃下来了,“逆用谍”的计划就要成功了。想到此,河端自信满满地带着特务、汉奸走了,留下李才、周时夫妇俩说说私房话,让李才劝劝媳妇,别执迷不悟。

1947年9月,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电检科科长赵容德发现在北平鼓楼东部有一个可疑的电台呼号,就用吉普车载着侦测台进行侦测,最后锁定在京兆东公街周围地区。军统北平站侦防组组长谷正文派“飞贼”特务段云鹏负责侦查,最后在京兆东公街24号破获了这部电台。

  除了重点大批采购医药物资以外,黄浩情报组还曾经向根据地输送了许多其他急需的短缺物资,比如摄影机、小型纺纱机和机器润滑油等。荣国章说,“情报组中的肖田便曾经通过燕京大学教授(英籍教授林迈可)搞到过一批器材,组装了5部发报机运送到了根据地。”

而谷正文提到的刘仁,原名段永鹬、段永强,四川酉阳人,时任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而不是城区工作部部长。此时远在河北解放区,根本不在北平城里,哪来的枪击受伤。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社会部和城工部在北平城内的工作重点略有差别。社会部比较偏重于搞情报传输、物资输送等,免不了要通过当时北平城内的社会上层人士甚至敌伪机关的工作人员来开展工作,所以这个系统的情报人员一般出身较好或者社会地位较高,在北平城内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比如黄浩就是。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追踪,我们才查出这名神秘男子叫做刘仁,他是北平市共产党地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正式职衔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北方分局城区工作部长。”

  我的主要工作一个是跟着交通站到周边村子里去扩兵(现在叫征兵),我就给带带路,陪着他们。但更重要的是送信,信件分两种,一是重要文件,一是普通信件,信封上好像也没什么标志,比如插个鸡毛之类的,派任务的人把信交给你时,都交代清楚了。

李才,1919年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在苏联莫斯科学习过无线电通信技术,1939年至1940年在延安担任中央社会部电台台长,1940年12月从延安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工作,1941年3月至1948年8月期间,曾三次进入北平从事情报工作。据李才在回忆录中记述,1948年6月15日,他正在东安市场五芳斋与负责掌管地下党经费的永仁堂老板娘李铮接头。

  另外,其他地区如冀中、冀热察等也有自己独立的人员在北平城内开展地下情报工作,但规模较小。因为涉及到保密的问题,目前军队系统的情报工作开展情况披露得较少。社会部设在北平城内的三个情报联络组的情况也主要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渐披露出来的,之前则只有一些零星的回忆和记述。

澳门永利集团,媒体到北京大学档案馆查阅了1932年到1935年前后的新生入学登记或学生名单,根本没有“郭同震”这个名字,而且从山西汾阳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中,也没有和他的情况相吻合的。

  我到西边的马家沟送过信,那里当时只住着一户人家,安放着这个交通站唯一的电台。那时,日本人就住在我们村旁边的妙峰山上,离交通站所在的这个老爷庙只有两里地,电台不敢搬过来。日本投降以后,才搬到这儿,在解放战争的时候仍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事件的发生地点是东四牌楼而不是西四牌楼。

  黄浩是抗战期间我方最早派驻北平城内的情报人员之一。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荣国章介绍,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北平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就开始大批南下,或者奔赴根据地,而黄浩也正是在这年5月同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一批爱国青年一起奔向了延安。途经陕西三原时,黄浩一行遇到了彭德怀。

受伤的是李才而不是刘仁

  刘先生现年70岁,抗战期间正出生于这个院落当中,但提到如今鼎鼎大名的黄浩,老人却完全漠然:“你说的是我们的房东吗?”他对那位房东的记忆已在抗战胜利之后,而在日本投降以前,黄浩在簸箩仓6号的全部财物已被日本宪兵队劫掠一空,自己人则已在此之前继家人逃离后受命前往上海。

  “社会部”、“城工部”各司其职

  ●许赤瑜,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耿继秋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李飞

  电台发挥功效直至解放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与美、英等国暂时没有宣战,所以北平燕京大学的外国教授、美国人开办的协和医院等都成了黄浩情报筹集药品等物资并且向根据地输送的可贵的掩护。”许赤瑜说。

  在抗战八年中,北平的地下情报工作经历了几个明显的发展阶段,而这和不同阶段的时局和战局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37年—1939年间,日本占领北平以后,城内的党组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这一段时间虽然就已经派出人员进入北平,但相对比较分散,工作也还没有全面展开。

  1941年1月,城市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在原来四条交通线的基础上,城工委又开辟出来另外四条交通线,主要用于人员输送,从北平到河北满城甚至可以坐火车往来,当然,身份还是隐蔽的。而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根据地不断扩大,离北平城越来越近,所以远通满城的交通线就撤掉了,情报联络站又收回到京西妙峰山一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的院长贝希叶。因为教会的关系,黄浩与贝希叶交往已久。贝希叶作为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名医,很为日本侵略者所忌惮。黄浩便经常利用贝希叶的私人汽车运送药品和医疗器材,“从贝希叶在东城大甜水井胡同甲16号(今22号、24号)运送到他在西山温泉附近的别墅贝家花园(又称“贝大夫花园”),然后再由平西妙峰山交通联络站的工作人员转运到根据地”许赤瑜说,“贝家花园因为临近抗日根据地,所以也成了掩护往来人员的一个重要地方。1943年夏天,黄浩从北平撤回边区时,便曾经短暂居住于贝家花园。”

  我们村里的这个交通站是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一个分站。我做交通员的时候,大概十四五岁。选择我是因为我母亲是党员,还担任着村里的妇女主任,我父亲则是交通站站长粱波的干事。

  贝家花园

  1939年,中共冀热察党委和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按:当时还称为北方分局)就在平西地区开辟了四条交通线,这为以后的情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交通初建时期,这四条交通线还是几个系统共用的,而且情报传输以徒步为主。实际上,从降低风险的角度考虑,不同系统的交通线分开使用才更加理想。

  1943年8月5日,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一部电台被敌人破获,黄浩因而暴露。7日一大早,日本宪兵队的两辆大卡车突然停在簸箩仓6号黄浩家门口。黄浩听到急促的脚步声、摇晃铁门声,知道事情不妙。他从卧室出来,跑到东跨院,凭借平日练太极拳的功底,登上房顶,翻墙越过簸箩仓4号后院大门,一口气跑到另一个掩护点——交道口南板厂胡同济生助产诊所,随后取道贝家花园奔赴抗日根据地。

  ●荣国章,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

  早在1939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社会部,开辟华北情报工作之前,黄浩等先期进入的情报人员已经在悄悄地展开相关工作。黄浩一方面在教育界、工商界、宗教界和广东同乡(黄浩地下工作小组的骨干如李庆丰、叶少青等人即来源于此)之中宣传抗日,并先后设立了包括自己在北平的三处住所和明华斋古玩铺、泡子河李庆丰家、白塔寺中和医院等在内10多处秘密联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