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铁马——毛家坪遗址的重要发现

阎渭清先生演讲的题目是《甘肃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之研究》,都对甘谷毛家坪遗址秦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期和绝对年代的推定,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秦人、秦文化会是该遗址留下的主要历史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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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西北组讨论的情况:
从11日上午到12日上午,第四组先后有12位同志在小组会上作了演讲发言,论文内容涉及了区域考古学的编年与谱系研究和一些专题研究。基本情况如下:
谢飞先生演讲题目是《王璘墓志铭》简识,通过新发现的北宋王璘墓志,探讨了北宋时期赵州的名门望族王氏家族的世系,以及其家族从兴盛到衰败的整个过程,同时对河北几大家族的政治联盟及婚姻关系作了探讨。王氏家族墓地分布很有规律,可与陕西北宋的吕大临家族墓地进行比较研究。
王炜林演讲的题目是《论泉护二期文化》,论文对泉护二期文化进行了梳理,对泉护二期文化与其前后的半坡四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关系分别进行了探讨,认为它是以渭河流域为中心分布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考古学文化,其独具特色的陶器特征表明,这种文化上与半坡四期文化相比,其尖底瓶由折沿长颈口变为喇叭口,尖底瓶的底部经历了钝化、呈瘤状、最后到消失的过程,新出现了盆形鼎,灰陶及施篮纹的陶器在这一阶段所占的比例明显增加;下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比,这一时期,红陶仍然占有一定比例,空三足器还没有出现,仰韶时代最具特色的尖底瓶此时已基本走到了尽头。泉护二期文化大约存在于公元前2900-2500年,正好处于半坡四期文化与庙底沟二期文化之间,如果在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有个过度阶段的话,泉护二期文化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度阶段文化。
梁云先生演讲的题目是《甘肃东部秦文化陶器谱系及编年研究》,综合了甘肃毛家坪、礼县西山坪、大堡子山、圆顶山的居址及墓葬等材料,对甘肃东部秦文化居址及墓葬的陶器作了全面系统的类型学研究。共分6期,从西周中期延续到战国早期。认为考古所见秦文化的年代上限只能到西周中期,并比较了西周时期陕、甘两地周、秦文化的陶器特点。对从考古学角度认识秦人的西迁及秦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周科华先生演讲的题目是《四川考古六十年》,重点介绍了成都平原和川西高原从夏商周到元明清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及重要遗存。其中川西的石棺葬涉及到了南北文化的交流,是与会学者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阎渭清先生演讲的题目是《甘肃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之研究》,将甘肃的史前文化分为前仰韶、仰韶、后仰韶时期三大阶段。重点指出甘肃仰韶晚期阶段以后史前文化的发展与关中有着显着的不同。甘肃仰韶和后仰韶的过渡时期是与会学者较为关注的问题。
张合荣先生演讲的题目是《贵州赫章可乐“乙类墓”的分期与年代》。贵州赫章县可乐乡可乐坝子的墓地有甲类墓,从墓型、器类多方面对乙类墓进行了细致的分期和研究,将其分为六期,从战国中期延续到东汉中期,揭示了当地西南夷夜郎文化的发展历程。
杭侃先生演讲的题目是《内蒙古翁牛特旗出土的三皇庙铜祭器及其相关问题》,论文认为,将伏羲、神农、黄帝三者作为医学始祖进行合祭,并抬高到国家大祭,是元朝一朝特有的现象,也是内蒙古翁牛特旗元全宁路故城出土的皇姊大长公主铸造三皇庙祭器的时代背景。同时,根据出土文物和相关文献记载考证发现,全宁路三皇庙、护国寺等重要建筑都不在城内,认为目前所见全宁路城址,很可能是子城性质。这一认识为以后的城市考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武丽娜演讲的题目是《秦的屈肢葬渊源及相关问题》,回顾了学术界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现状,同意秦屈肢葬源于甘青地区古文化传统。分析了甘谷毛家坪TM7的资料,认为该墓属于辛店文化山家头类型,秦屈肢葬具体应来自辛店文化。
徐基先生演讲的题目是《鲜卑社会汉化过程的考古学观察》,重点介绍了鲜卑慕容部和拓跋部在考古遗存上所见的汉化过程,前者可分五期,后者可分四期。都反映出鲜卑族从开始的原生态文化,到与汉民族接触增多,汉化程度不断深入的过程。
张文立先生演讲的题目是《卡约文化青铜器的分期与断代》,指出了以前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研究的失误,结合卡约铜器的特点,认为应采用与周边地区年代明确的同类器比较,再结合共存陶器,对卡约铜器进行分期的方法。论文将卡约文化分为4期,从商代早期到东周时期。
徐海峰先生演讲的题目是《河北夏商周考古学文化格局》,重点介绍了太行山东麓地区和燕山南北地区三代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前者依次为下七垣、下岳格庄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后者依次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围坊三期文化、易县七里庄遗址所出以花边口沿鬲为代表的遗存。下七垣文化是河北三代考古应该关注的重点。
焦南峰先生演讲的题目是《西汉裸体陶俑》,介绍了汉裸体陶俑的发现经过,指出裸体陶俑分布在汉长安城制陶遗址、西汉帝陵以及为数不多的几座西安附近的高等级墓葬中,是属于专为皇帝制作的级别较高的陪葬品,一般大臣不经皇帝特赐不得使用。西汉裸体陶俑是秦俑和战国楚木俑两个传统融合的产物,其年代仅限于西汉早中期,以后很快消失不见。
总之,在近两天的讨论中,专家们畅所欲言,就一些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学术氛围浓厚,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最后,想借此机会代表第四组全体与会人员向大会的组织者和承办单位为我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文所论秦文化,就其命名和界定的原则与史前以及商周时期的大多数考古学文化并无区别,亦是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一组具有自身特点的人类活动遗存,由于这样一组遗存很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秦”有关,而用文献记载中的族名或国名为与这个族群或国家有关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亦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通例。尽管将文献记载中的族群与实际发现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是一件非常复杂而又极难操作的事情,但在先秦考古学中对秦文化的界定已基本取得共识。所以本文所涉及的秦文化,即是作者以往所表述的,为史载的“嬴秦一族”在建立秦国前、建立秦国后以及到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这一历史时期内,在其活动所至范围里,创造、使用、遗留至今并已被科学的考古工作所发现的古代遗存。秦文化的考古学发现最早虽可追溯到三十年代北平研究院发掘宝鸡斗台11座屈肢葬墓,但对于秦文化的起源进行系统的研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八十年代初,始有考古学者涉及对秦文化渊源的探索,大多研究者着眼于东周时期秦墓中所特有的洞室墓、屈肢葬和铲脚袋足鬲等与中原地区迥然有异的文化特征,将其视为秦文化与西北地区古代文化的天然联系,提出秦文化起源于西北地区的古代文化;八十年代中期在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确认的“西周时期”秦文化遗存,由于其表现出与关中地区西周文化的相似性,又有研究者指出秦文化是西周文化的一支地方类型;还有研究者结合古文字、文献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古文字中的“”即为秦族或其一支,在周原地区发现的商代后期扶风壹家堡类型文化即为“”族所遗留的考古学文化,亦即商时期的秦文化。毛家坪遗址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确认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为探索秦文化起源提供了一个更早、更可靠的基点,并使大多数研究者把追溯秦文化起源的目光指向了东方。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毛家坪遗址“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即早期秦文化遗存为切入点,对秦文化起源以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而不涉及该遗址东周时期的遗存。一甘谷毛家坪遗址发现于四十年代后期裴文中先生在渭河流域进行的调查;五十年代甘肃省文物工作部门对全省进行的文物古迹普查工作中,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1982年和198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此进行了两次发掘,并将其中的A组遗存认定为秦文化遗存,包括居址和墓葬两部分,共发现灰坑37个,房址2个,鬲棺葬4组,土坑墓22座。赵化成先生在《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下文简称《报告》)和《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下文简称《探索》)中,都对甘谷毛家坪遗址秦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期和绝对年代的推定,其居址和墓葬分期的对应关系及绝对年代如表一。表一甘谷毛家坪遗址居址及墓葬分期对应表西汶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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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境内甘谷县位于渭河上游,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早在史前时期原始人类就在此进行活动,传说人文先祖伏羲在此教授人民结绳记事、张网捕鱼、演绎八卦。商周时期,这里是西戎部落重要的聚集区,盘踞着众多的西戎部落,牧马放羊、相互攻战。西周破灭,秦人崛起,秦武公灭冀戎,将势力拓展到甘谷;秦穆公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这里成为秦国称霸重要地区。可以说甘谷县是研究史前文化、追溯秦文化、秦人历史始终绕不开的地方。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当下极具盛名的毛家坪遗址还仅仅是甘谷县磐安镇上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当地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竟掩藏着诸多秘密。

毛家坪遗址F点发掘现场。

发现历程

3522vip.com,1947年,著名学者裴文中先生在渭河流域调查时意外发现了毛家坪遗址。后经甘肃省考古专家张学正等人的实地考察,最终确定了毛家坪遗址为周代文化遗存。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秦人、秦文化会是该遗址留下的主要历史气息。1982年、1983年尚就读北大考古专业的研究生赵化成受导师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派遣与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青年干部宋涛先后两年在毛家坪遗址进行发掘,从而揭开了毛家坪遗址考古发掘的序幕。

当时限于条件,仅仅发掘了200平方米、20多座墓葬,比起现在动辄上千平方米、数百座墓葬的大型发掘项目是小之又小,但是它的意义却非同凡响。当时学术界对秦人墓葬的认识多是陕西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墓的资料。而这批毛家坪的秦人墓葬从形制上看与关中地区春秋时期秦墓一致,但其出土的陶器却有明显的西周风格。经多方证实,赵化成教授在《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中明确提出这批墓葬属于西周时期秦人墓葬的论断,正式将秦文化考古拓展到了西周时期,开启了考古学上探索早期秦文化的先河,这在秦文化考古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出土的陶鬲。

楚简疑云

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的“楚简”《系年》记载:
“飞历东逃于商盍氏。成王伐商盍,杀飞历,西迁商盍之民于邾圄,以御奴虘之戎,是秦先人。”飞廉即蜚廉,商盖即商奄。李学勤先生将楚简中的“邾圄”隶定为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今甘肃甘谷县;认为秦人本是来自山东的商奄之民,周初成王时被迫迁徙至甘谷的朱圉山一带,谪戍西方御戎。
“朱圉山”为古代名山,在今甘肃甘谷县渭河南岸,因其红色砂岩而得名,《禹贡》将其与鸟鼠山、太华山并列。

经考古调查发现,朱圉山附近最大的一处秦文化遗址就是毛家坪遗址,那么毛家坪秦文化遗存是否属西迁的商奄之民?这还需再次发掘才能确认。再加上早期秦文化的序列编年、甘肃东部的西戎文化等重要学术问题也要求再次发掘毛家坪遗址,以获得答案。

再次发掘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是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2004年组建的从事早期秦文化考古工作的专业研究团队。联合考古队的课题组组长兼首任队长正是上世纪80年代首次发掘毛家坪遗址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化成教授。从组建至今十余年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陇山东西两侧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足迹遍布陇南、天水、宝鸡等地,并选择礼县大堡子山、鸾亭山、西山、清水县李崖遗址等重点遗址进行发掘,成果丰硕。2008年后“清华简”被解读,提供了秦人东来说的文献证据,但是秦人西迁朱圉山,尚缺乏考古证据,2012年在赵教授的提议下,联合考古队将目光再次投向了早期秦文化研究的起点——毛家坪遗址。

铜短剑

辉煌成果

2012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正式发掘毛家坪遗址。历时3年,累积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199座,灰坑752个,车马坑5座。共出土铜容器51件,陶器约500件,小件千余件,这极大丰富了甘肃东部以及周代秦文化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成果莫过于金戈铁马——子车戈与全身覆盖彩绘漆甲的战马战车随葬坑。

子车戈出土于自毛家坪遗址中等级最高的墓葬,编号为M2059。M2059为典型的秦文化墓葬,墓口呈东西向长方形,墓壁平整光滑,墓壁四周各开有壁龛,龛内均有殉人,经鉴定殉人均为年龄在17-32岁之间的女性,可能是墓主的侍妾。随葬品主要集中在墓室西侧头箱内,主要有青铜器15件:5鼎、4簋、2壶、1甗、1盘、1匜及青铜器兵器,陶器有喇叭口罐等16件。对照当时的列鼎制度,墓主的身份很可能是大夫一级。墓主所用木棺分内外两层,棺上放置墓主生前使用过的兵器3戈2剑,其中紧贴墓主右臂的铜戈就是子车戈。

何谓“子车戈”?所谓“子车戈”是指该戈胡部刻有铭文,为两排14字。经专家解读为:“秦公作子车用,敢美武灵戮威不廷”。寥寥数字,点明墓主为子车氏家族成员,该戈为秦公专门为其制作,用于杀戮那些不愿臣服秦公的人。《史记·秦本纪》亦载其事:“缪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黄鸟》曰:“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毛家坪遗址车马坑

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下葬时,以大量活人殉葬,其中便包括近臣子车氏三兄弟,秦人作诗咏叹,便有了《诗经·黄鸟》篇。“三良从死”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不断在后世文学和史学著作中被提及和争论,从《诗经》《左传》《史记》《汉书》,到曹植、陶渊明、柳宗元、苏轼等诗人,都从不同角度留下“叹黄鸟,缅三良”的篇章,并逐渐形成了“黄鸟悲鸣”的文学意象。子车戈的出土则是子车氏相关文物的首次发现,也是文献中“三良从死”故事的注脚,更使得一段失落的历史在文物上重现。

毛家坪遗址还发现有5座车马坑,其中M2059的附属车马坑最具代表性。K201位于M2059东南侧,是一座长10米、宽4米的东西向长方形土坑。坑内随葬有3辆车,从东向西分别为1号车、2号车、3号车。1号车为引导车,马头藏于前面的壁龛内,马衔、马镳齐全,车厢略有塌陷。3号车为从车,车轮、车轼、车舆痕迹明显,车轼上绘有白底青黑色勾连蟠虺纹,出土时宛若新成,车舆前还发现铜环、铜泡、箭镞与弓的痕迹。坑的西北角有一藤条筐,内放牛头和羊头,当为祭祀之物。2号车为主车,作为墓主专车使用,其豪华程度远超1号与3号车。该车有左右服马,两匹马均身披髹漆的彩绘漆甲。马头裹有马胄、马身覆盖彩绘甲片,上髹红漆,绘黑彩,为勾连蟠虺纹;甲胄上缝缀铜泡、勾云形铜饰。车舆侧板外蒙裹牛皮,牛皮上髹棕黑色漆,再以红彩勾勒出虎、豹、马、兔等动物图案,寥寥数笔却使各种动物生动而传神。堪称神来之笔。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遥想当年,战车纵横疆场,秦戎鏖战正酣,子车氏成员披坚执锐,奋勇征战,为秦国立下赫赫功劳,受封于此地,为秦公驻守边塞,保家卫国,何等的意气风发。现在随着毛家坪遗址的发掘,渭河上游春秋中期秦人高等级贵族墓葬及其附属车马坑正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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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金戈铁马——毛家坪遗址的重要发现 发布时间:2019-11-14

天水境内甘谷县位于渭河上游,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早在史前时期原始人类就在此进行活动,传说人文先祖伏羲在此教授人民结绳记事、张网捕鱼、演绎八卦。商周时期,这里是西戎部落重要的聚集区,盘踞着众多的西戎部落,牧马放羊、相互攻战。西周破灭,秦人崛起,秦武公灭冀戎,将势力拓展到甘谷;秦穆公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这里成为秦国称霸重要地区。可以说甘谷县是研究史前文化、追溯秦文化、秦人历史始终绕不开的地方。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当下极具盛名的毛家坪遗址还仅仅是甘谷县磐安镇上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当地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竟掩藏着诸多秘密。

毛家坪遗址F点发掘现场。

发现历程

1947年,著名学者裴文中先生在渭河流域调查时意外发现了毛家坪遗址。后经甘肃省考古专家张学正等人的实地考察,最终确定了毛家坪遗址为周代文化遗存。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秦人、秦文化会是该遗址留下的主要历史气息。1982年、1983年尚就读北大考古专业的研究生赵化成受导师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派遣与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青年干部宋涛先后两年在毛家坪遗址进行发掘,从而揭开了毛家坪遗址考古发掘的序幕。

当时限于条件,仅仅发掘了200平方米、20多座墓葬,比起现在动辄上千平方米、数百座墓葬的大型发掘项目是小之又小,但是它的意义却非同凡响。当时学术界对秦人墓葬的认识多是陕西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墓的资料。而这批毛家坪的秦人墓葬从形制上看与关中地区春秋时期秦墓一致,但其出土的陶器却有明显的西周风格。经多方证实,赵化成教授在《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中明确提出这批墓葬属于西周时期秦人墓葬的论断,正式将秦文化考古拓展到了西周时期,开启了考古学上探索早期秦文化的先河,这在秦文化考古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出土的陶鬲。

楚简疑云

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的“楚简”《系年》记载:
“飞历东逃于商盍氏。成王伐商盍,杀飞历,西迁商盍之民于邾圄,以御奴虘之戎,是秦先人。”飞廉即蜚廉,商盖即商奄。李学勤先生将楚简中的“邾圄”隶定为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今甘肃甘谷县;认为秦人本是来自山东的商奄之民,周初成王时被迫迁徙至甘谷的朱圉山一带,谪戍西方御戎。
“朱圉山”为古代名山,在今甘肃甘谷县渭河南岸,因其红色砂岩而得名,《禹贡》将其与鸟鼠山、太华山并列。

经考古调查发现,朱圉山附近最大的一处秦文化遗址就是毛家坪遗址,那么毛家坪秦文化遗存是否属西迁的商奄之民?这还需再次发掘才能确认。再加上早期秦文化的序列编年、甘肃东部的西戎文化等重要学术问题也要求再次发掘毛家坪遗址,以获得答案。

再次发掘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是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2004年组建的从事早期秦文化考古工作的专业研究团队。联合考古队的课题组组长兼首任队长正是上世纪80年代首次发掘毛家坪遗址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化成教授。从组建至今十余年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陇山东西两侧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足迹遍布陇南、天水、宝鸡等地,并选择礼县大堡子山、鸾亭山、西山、清水县李崖遗址等重点遗址进行发掘,成果丰硕。2008年后“清华简”被解读,提供了秦人东来说的文献证据,但是秦人西迁朱圉山,尚缺乏考古证据,2012年在赵教授的提议下,联合考古队将目光再次投向了早期秦文化研究的起点——毛家坪遗址。

铜短剑

辉煌成果

2012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正式发掘毛家坪遗址。历时3年,累积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199座,灰坑752个,车马坑5座。共出土铜容器51件,陶器约500件,小件千余件,这极大丰富了甘肃东部以及周代秦文化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成果莫过于金戈铁马——子车戈与全身覆盖彩绘漆甲的战马战车随葬坑。

子车戈出土于自毛家坪遗址中等级最高的墓葬,编号为M2059。M2059为典型的秦文化墓葬,墓口呈东西向长方形,墓壁平整光滑,墓壁四周各开有壁龛,龛内均有殉人,经鉴定殉人均为年龄在17-32岁之间的女性,可能是墓主的侍妾。随葬品主要集中在墓室西侧头箱内,主要有青铜器15件:5鼎、4簋、2壶、1甗、1盘、1匜及青铜器兵器,陶器有喇叭口罐等16件。对照当时的列鼎制度,墓主的身份很可能是大夫一级。墓主所用木棺分内外两层,棺上放置墓主生前使用过的兵器3戈2剑,其中紧贴墓主右臂的铜戈就是子车戈。

何谓“子车戈”?所谓“子车戈”是指该戈胡部刻有铭文,为两排14字。经专家解读为:“秦公作子车用,敢美武灵戮威不廷”。寥寥数字,点明墓主为子车氏家族成员,该戈为秦公专门为其制作,用于杀戮那些不愿臣服秦公的人。《史记·秦本纪》亦载其事:“缪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黄鸟》曰:“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毛家坪遗址车马坑

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下葬时,以大量活人殉葬,其中便包括近臣子车氏三兄弟,秦人作诗咏叹,便有了《诗经·黄鸟》篇。“三良从死”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不断在后世文学和史学著作中被提及和争论,从《诗经》《左传》《史记》《汉书》,到曹植、陶渊明、柳宗元、苏轼等诗人,都从不同角度留下“叹黄鸟,缅三良”的篇章,并逐渐形成了“黄鸟悲鸣”的文学意象。子车戈的出土则是子车氏相关文物的首次发现,也是文献中“三良从死”故事的注脚,更使得一段失落的历史在文物上重现。

毛家坪遗址还发现有5座车马坑,其中M2059的附属车马坑最具代表性。K201位于M2059东南侧,是一座长10米、宽4米的东西向长方形土坑。坑内随葬有3辆车,从东向西分别为1号车、2号车、3号车。1号车为引导车,马头藏于前面的壁龛内,马衔、马镳齐全,车厢略有塌陷。3号车为从车,车轮、车轼、车舆痕迹明显,车轼上绘有白底青黑色勾连蟠虺纹,出土时宛若新成,车舆前还发现铜环、铜泡、箭镞与弓的痕迹。坑的西北角有一藤条筐,内放牛头和羊头,当为祭祀之物。2号车为主车,作为墓主专车使用,其豪华程度远超1号与3号车。该车有左右服马,两匹马均身披髹漆的彩绘漆甲。马头裹有马胄、马身覆盖彩绘甲片,上髹红漆,绘黑彩,为勾连蟠虺纹;甲胄上缝缀铜泡、勾云形铜饰。车舆侧板外蒙裹牛皮,牛皮上髹棕黑色漆,再以红彩勾勒出虎、豹、马、兔等动物图案,寥寥数笔却使各种动物生动而传神。堪称神来之笔。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遥想当年,战车纵横疆场,秦戎鏖战正酣,子车氏成员披坚执锐,奋勇征战,为秦国立下赫赫功劳,受封于此地,为秦公驻守边塞,保家卫国,何等的意气风发。现在随着毛家坪遗址的发掘,渭河上游春秋中期秦人高等级贵族墓葬及其附属车马坑正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作者:侯红伟 文章出处:甘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