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22vip.com王巍对考古学会十二次年会大会进行总结

区系类型理论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之,开幕式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赵宾福教授主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新全先生对郑家洼子文化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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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会议的评价 会议参会学者130余人,发表研究成果的学者80多人。
1、内容丰富:东北考古30余篇,东南华南考古近20篇,华北西北西南10余篇。有近半数的内容与区系类型理论和实践有直接的关系。
2、讨论热烈:不同观点的交锋,大家畅所欲言。
3、态度认真:各小组主持人认真负责,与会学者认真听取学者们做的报告。
4、组织周密:会议各个环节设计严密,环环相扣。
5、服务周到:注重细节,热心服务,使与会学者有宾至如归之感。
6、结果圆满:通报了信息,交流了学术,增进了友谊,促进了研究。两个呼吁书的通过,反映出中国考古工作者的使命感、责任心。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大会。二、对会议两大主题的认识:东北地区考古:
1、与东北考古相关的内容共31篇。其中旧石器时代1、新石器时代10、夏至战国7、汉代以后13篇。
总体来看: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章较少,比较集中于红山文化的研究。青铜时代个案研究较少。汉代以后13,渤海占7篇,夫余、鲜卑、高句丽各有1篇。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学术界的关注点。 2、东北考古的主要成果: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有所认识。
辽西、辽东半岛等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已较为完整。
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和文化格局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显着的进展。
东北地区秦汉以后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夫余文化的辨识、慕容鲜卑遗存的发现与研究、高句丽都城址和墓葬制度的研究、渤海都城和墓葬制度的研究、辽代高等级墓葬和陵园制度的研究、金上京的研究等。
3、东北地区考古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方向: 史前文化谱系研究发展不够平衡。
旧石器时代面貌和发展状况尚待进一步揭示。
吉林黑龙江省各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和发展序列尚未完全建立。
与牛河梁墓地相对应的红山文化遗址尚待发现。
青铜时代的文化谱系中还有一些缺环有待填补。
青铜时代遗存多为墓葬,遗址发现较少。使全面研究东北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受到限制。
区域调查和对史前时期遗址的发掘亟待开展。
历史时期考古学有待进一步展开。特别是都城之外的地方城市和一般村落的研究比较欠缺,影响了立体地研究古代社会。
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文化在东北亚地区古代文化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待深入开展。我国学者对周邻国家和地区的考古学状况了解不多。
东北地区之内各个区域之间、东北地区和中原以及境外地区的交流与互动关系的研究有待加强。
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不够普遍,亟待加强。
(环境变迁及其与文化变化的关系、生业形态及其变化、技术和工艺的进步。各时期人们的饮食结构、人群的迁徙及其原因、玉和铜等重要资源的产地)
各时期尤其是史前时期的科学测年框架急需完善。
东北地区乃至区域内各个地区文明化进程及其背景、特点的研究有待开展。
多年来积压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编写需要下力气去做。
遗址保护和综合利用以及考古知识和成果的宣传和普及需要考古学家各加积极地参与。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区系类型理论
1、认识来源于实践。中国考古学大量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是区系类型理论产生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系类型理论是中国考古学集体智慧的结晶,每一个考古工作者都为这一理论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2、认识是对实践的总结。区系类型理论是苏秉琦先生对中国考古学大量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多年的思考,总结和提炼出来的。是他对中国考古学的巨大贡献。
3、区系类型的出现,是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4、认识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区系类型理论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把全国纷繁复杂、往往表现为零碎的考古遗存放在了一个大的科学体系之中,各个地区各个时期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赋予各地的考古工作者以宏观的视野,促使其工作由较为盲目变为较为自觉。
5、区系类型理论使中国考古学界摆脱了中国史前文化“中原中心论”的束缚,自觉地投身到各地区的文明起源的探索。可以说是促使中国考古学思想领域发生了的一场革命。
6、区系类型理论为其后来的一系列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理论、古国方国帝国等,都是在区系类型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
7、区系类型理论为我们运用考古资料重建中国古史提供了一把钥匙。
8、认识需要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区系类型理论需要不断地发展。
几个层次: 区系划分是否需要根据新的考古发现进行调整?
已分的区系是否需要又如何进一步细化? 形成区系的原因是什么?
随着时间的变化区系类型发生了哪些的变化? 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何在?
各区系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各区域的文明化进程
9、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可以促进区系类型理论的发展

3522vip.com王巍对考古学会十二次年会大会进行总结。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中部,南接辽宁省,西邻内蒙古自治区,北连黑龙江省,东与俄罗斯接壤,东南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江相望。吉林省地貌差异明显,形态多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这里的古代先民们劳动、生息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他们凭借着勤劳与智慧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多彩的古代文化,更为后代留下了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作为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吉林省的地下文化遗产不仅是吉林省悠久历史的稀世物证,更是文化延续和传承的重要载体。地下文化遗产是指埋藏于地下的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存,是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与考古学中所提到的考古学研究的资料和凭据——“文化遗存”“物质遗存”意思相近。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发现与研究工作主要是由考古工作者承担和完成的。
若依“史迹之调查虽可视为现代考古学一项内涵,相对于史迹调查来说,考古发掘才是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内涵,是现代考古学出现的标志”,那么,1937年4月,鸟山喜一、藤田亮策对珲春八连城宫殿址和寺庙址的发掘——吉林省境内最早的考古发掘——可视为吉林省考古学开始的标志。自1937年至2012年,吉林省考古已走过了七十五年的发展历程。回顾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七十五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程,可将其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该阶段,吉林省的考古活动及相关研究主要是由日本学者所把持。如1905~1918年,鸟居龙藏、关野贞、黑板胜美等人先后到集安进行调查;1935年,池内宏、梅原末治、三上次男等对集安高句丽墓葬和城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并出版了大型报告《通沟》;1937年,鸟山喜一、藤田亮策在延边地区调查期间,对珲春八连城及和龙西古城进行了发掘;1938年,藤田亮策、山田文英、竹下晖彦等人在延吉市郊发掘了50余座青铜时代墓葬;1940年,鸟山喜一调查了桦甸苏密城,藤田亮策调查了吉林市西团山遗址和龙潭山山城;1941、1942年,斋藤甚兵卫调查、发掘珲春半拉城,并编写了报告《半拉城——渤海的遗迹调查》。中国学者在这一时期的考古活动较少,但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其中比较重要的工作有:20世纪30年代,李文信先生对吉林市郊区的调查,并在《满洲史学》上连续发表了其调查成果;1948年,杨公骥先生对吉林西团山遗址的发掘,是中国学者在吉林省境内进行的首次考古发掘。
该阶段有关吉林省地下文物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句丽、渤海考古,青铜时代与两汉时期考古也略有涉及。总体而言,在这一阶段,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很有限。
第二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开始全面接手吉林省的考古工作。这一阶段的考古活动以调查为主,伴有小规模的发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榆树周家油坊、乾安大布苏、安图石门山、大安傲包山、吉林二道岭子、小阿什、碾磨山等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收获,证明吉林省也曾存在着史前遗存。通过对大安汉书、东山头、扶余长岗子、吉林西团山、骚达沟、土城子、两半山、长蛇山、猴石山、永吉大海猛、汪清新华闾北山、新安闾、延吉柳庭洞、德新金谷等遗址和墓地的发掘,曾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辨识并命名了“西团山文化”这一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发掘农安田家坨子、大安渔场、珲春一松亭等遗址,获得一批两汉时期的重要材料;张忠培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根据吉林市郊的调查材料命名的“文化三”为后来的夫余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关于高句丽时期的考古活动较多,在墓葬方面的收获尤为显著,发掘墓葬近千座,其中比较重要的墓葬有集安五盔坟4号、5号墓、通沟12号壁画墓、麻线沟1号壁画墓、长川1号、2号壁画墓、禹山41号壁画墓、七星山96号墓、万宝汀242号积石墓等;同时对城址及建筑址也做了一些工作,如调查了集安丸都山城、国内城和高句丽南、北道上的几处重要的关隘和城堡,并对国内城城墙进行了解剖,获得了国内城建筑年代和建筑结构的重要资料,清理发掘集安东台子高句丽王室祭祀遗址。渤海考古同样集中于墓葬方面,如敦化贞惠公主墓、六顶山渤海早期王室贵族墓地、和龙河南屯古墓、北大墓葬等的发掘为渤海考古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该阶段关于吉林省辽金元明清时期的考古以田野调查、文物征集居多,其中调查规模较大的城址有偏脸城、塔虎城、秦家屯古城、乌拉古城、辉发城等;偶有墓葬和窖藏及文物发现,如梨树偏脸城附近辽墓、扶余西山屯金墓、扶余土城子明墓、吉林荣光窖藏、集安钟家村窖藏等。
通过该阶段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中国学者开始逐渐掌握了吉林省考古的话语权,并在文化遗存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延续方面大大减少了空白。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工作规模和质量的限制,该阶段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比如对部分先秦两汉时期遗存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甚至将一些青铜时代遗存误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高句丽、渤海考古侧重于墓葬研究,其他方面的探索相对滞后;而辽金元明清考古多为调查,相关研究极少,且争议颇多。
第三阶段自1979年开始。基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思想的指导,同时得益于基础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学术课题意识的增强,在中国考古事业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吉林省的文物考古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通过配合基础建设的抢救性发掘与自主课题设置下的主动性发掘,吉林省的田野考古获得突破性进展,发掘出土了大量各种类型的文化遗存,提供了丰富的科学的基础资料,大大推动了吉林省古代各时期地下文化遗产的研究,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亦令人瞩目。
在先秦两汉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方面,新确定了前郭青山头、长春红嘴子、蛟河仙人桥洞、桦甸仙人洞、抚松西山、辉南邵家店、安图立新、和龙石人沟、和龙柳洞、和龙大洞等数十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及地点,表明在旧石器时代,吉林省已经普遍存在古人类的活动,并有学者开始对发现的石制品进行工业类型的划分。考古学者据农安左家山、长岭腰井子、东丰西断梁山、白城靶山、镇赉黄家围子、和龙兴城、龙井金谷、大安汉书、洮北双塔、永吉大海猛、舒兰黄鱼圈珠山、吉林猴石山、泡子沿前山、东团山、帽儿山、榆树老河深、四平二龙湖古城、双辽后太平、通化赤柏松古城、万发拨子、长白干沟子等地点的发掘材料,命名了多个考古学文化,在分期编年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吉林省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地下文化遗产所表述的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并对文化谱系进行了初步讨论,对于材料积累丰富的考古学文化,也做了一些专题探索。高句丽和渤海时期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学研究,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工作的重心。在该阶段发掘了丸都山城、国内城、西古城、八连城等都城及白山永安、蛟河七河道等建筑址,勘测、清理了集安高句丽王陵、临江云峰水库高句丽墓群、和龙贞孝公主墓、敦化六顶山墓葬群、和龙龙头山古墓群、永吉查里巴墓地等地点,均获得重要发现,积累了一批丰富的材料。伴随着历次的调查和发掘,同时进行了有关城址、墓葬、壁画、好太王碑等专题研究,综合研究也已开展,并发表出版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由此也大大推动了高句丽和渤海历史的研究。辽金元明清时期虽然在吉林省分布有大量文化遗产,但是考古工作开展较少,直到近些年才有一些起色。敦化敖东城、前郭塔虎城、德惠后城子古城、通化辉发王城、梨树叶赫古城、镇赉后少力古城、敦化永胜遗址、白城金家遗址、永平遗址、双辽电厂贮灰场遗址、德惠揽头窝堡遗址、前郭查干吐莫辽墓、双辽县高力戈辽墓群、梨树胡家屯辽代壁画墓、扶余油田砖厂明墓、德惠顺城堂明墓、龙井朝东女真人墓、珲春黄家店明墓、通榆兴隆山清代公主墓、大安后宝石公主墓、榆树韩家屯墓地、梨树龙王屯柳条边、临江宝山——六道沟冶铜遗址等的调查与发掘,获得了相关研究的基础材料。三普中在吉林西部发现四处辽代行宫“春捺钵”遗址群,为探讨辽代上等阶层的活动提供了新材料。大量金代遗址的发掘使得辽、金遗存的界定标准日趋清晰。同时还发现了一批重要窖藏,丰富了我们对该时期文化遗产的认识。但是辽金元明清时期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学研究明显滞后于日益增加的材料。
此外,该阶段现代科技手段在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发现与研究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如对考古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金属器的金相学分析、动植物遗存的浮选及鉴定、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古DNA研究等,拓展了考古研究的视域,提高了文物保护的水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吉林省考古七十五年的发展历程中,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不仅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田野材料,亦取得了成绩斐然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进入到新世纪,伴随着吉林省考古工作的全面开展,涌现出大量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有些材料填补了某些领域的空白,有些材料则印证了过去的学说,深化了我们的认识,也有一些材料对传统的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甚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看法。遗憾的是,至今关于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大规模的综合性研究开展得还很不够。所以,现在对吉林省出土的地下文化遗产进行阶段性的梳理与综合研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同时,在国家大力提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对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学研究,深度发掘地下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仅有利于从考古学的角度展示吉林省丰富多彩的古文化面貌,而且有利于阐扬吉林省古代各民族对祖国历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所做的突出贡献。3522vip.com 1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根据最新的考古发掘材料,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依时代早晚顺序,对吉林省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两汉时期、高句丽时期、渤海时期、辽代、金代、元代、明代、清代共十一个时间段的文化遗产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综合研究。相应的,该书也共分为十一章。
第一章为旧石器时代的地下文化遗产。首先回顾了吉林省旧石器时代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然后在全面收集以往吉林省各区域发掘和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对每个遗址出土的石制品、骨器、动物遗骸等进行了全面介绍,最后从文化特点、技术传统和分布地域等方面分析,总结和概括了吉林省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工业类型及各工业类型的特征。
第二~四章分别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两汉时期的地下文化遗产。根据吉林省出土的这些时期的文化遗产面貌,对其进行考古学文化属性的判定;接着在考古学文化的层面上,从各类物质文化遗产所反映的分布范围、居住方式、墓葬特征、时间延续、渊源流向、文化交流、生业方式等诸多方面对以往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并阐述了笔者的最新认识;然后在确立了吉林省各区域文化编年的基础上,通过各区域考古学文化的横向比较,将吉林省该时期的地下文化遗产划分为若干发展阶段,并探讨了诸发展阶段的特点。
第五、六章分别为高句丽、渤海时期的地下文化遗产。在以往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介绍了关于高句丽、渤海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通过对都城、山城、墓葬、宗教建筑等主要遗迹及陶瓷器、金属器、建筑构件、漆器、丝织品等遗物的整理,讨论了高句丽、渤海城址的结构布局、演变,分析了高句丽、渤海墓葬的类型、演变、葬俗,总结了重要遗物的类型与特征等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该时期这些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民族所创造的灿烂物质文明。
第七~十一章分别为辽、金、元、明、清代时期的地下文化遗产。近些年来,关于辽金元明清的各类文化遗产大量涌现,为深入研究该阶段的历史文化面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该部分主要依据最新的考古材料,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从城址、一般居民址、墓葬、窖藏、窑址、宗教遗迹及重要遗物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以期深化对该阶段大放异彩的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扭转有关研究相对滞后的局面。
另外,为了更加全面地体现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七十五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我们还在书后增加了两个附录:吉林省考古文献目录(1908~2012年)、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统计表(1937~2012年)。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几代考古人不断辛勤奋斗的结果,他们的田野工作和科研成果是该书得以完成的重要基础。(本文由孙莉、王琳玮
摘编自 赵宾福、杜战伟、郝军军、张博 编著
《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之“前言”。内容略有删节、调整。)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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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在过去的两天时间里,第一组共有21位学者先后发言,并就相关议题展开了讨论。总体来看,本组的发言和讨论极富成效,学术议题较为广泛,包含了东北地区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的主要方面,既有前沿性学术课题的探索,也有基础性学术课题的深度研究,是东北地区考古学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二、发言及讨论内容简介
本组学者们的发言和讨论内容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共有12位学者先后发言;后段则为汉代以后东北地区考古研究,主要包括夫余、靺鞨、渤海及辽代考古,共有9位学者先后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先生对辽西地区公元前5300年以前的原始农业进行分析,指出西辽河流域是东北地区农业发生的最早区域,呈扇形向东北其它地区传播。
讨论内容:石磨盘和石磨棒的出现是否与农业经济相关;兴隆洼文化时期是否出现家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金英熙博士介绍了辽宁小珠山遗址近年的考古新发现,确认共有5期遗存,初步探明聚落布局,首次发现制骨作坊。
讨论内容:如何正确认识新确认的5期遗存与原有小珠山下、中、上层文化的关系;陶器纹饰及与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沈阳新乐博物馆周阳生先生论述了新乐遗址的内涵及其在东北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中的地位。
讨论内容:新乐遗址的保存状况,还有多少未发掘的房址;煤精制品的来源等。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海龙先生对通榆长坨子遗址三号地点采集的细石器进行了分析,通过类型学研究和微痕观察,对细石器的制作工艺和功能进行了探讨。
讨论内容:这批细石器的年代问题等。
辽宁大学张星德教授对朝阳小东山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了分期,并探讨了分期的意义。
讨论内容:分期的地层学依据、陶器纹饰在不同期别中的变化、是否有碳十四测年数据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探讨了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现及所蕴含的核心价值。
讨论内容:从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是否能够确认礼制出现;目前所见红山文化居住址的规模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先生探讨了红山文化玉雕龙的立面和勾云形玉器的平面,并从工艺技术层面探讨了红山文化玉器与良渚文化玉器的关系。
讨论内容:红山文化玉雕龙的正确定名问题、形制演变、年代早晚等。
故宫博物院杨晶先生探讨了东北地区史前玉器的分区及年代问题,对黑吉地区出土玉器的年代从考古学角度进行了分析。
讨论内容:小南山、亚布力、聚宝山等遗址出土玉器的年代问题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光冀先生介绍了赤峰新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的发掘收获,并探讨了石城址的功能。
讨论内容: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石城址的性质与功能问题等。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滕铭予教授对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的石带功能进行了探讨,以半支箭河中游的调查资料为例,推断石带的功能主要是对一些进行特殊活动区域进行区划或标识。
讨论内容:石带内外的石圈等遗迹的共时和历时性问题等。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偏堡子文化的内涵、特征与年代进行了探讨。
讨论内容:偏堡子文化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等。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新全先生对郑家洼子文化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讨论内容:郑家洼子遗存与辽西和辽东等地区青铜短剑墓关系等.
吉林省博物馆的董学增先生探讨了汉代诸族文化在松花江中上游的交流以及夫余文化遗存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讨论内容:夫余文化遗存的界定及与相关文化遗存的对比。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刘晓东先生对靺鞨武器进行了分类研究。
讨论内容:类型学研究的学术目的及意义,能否对区域性差异进一步揭示等。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乔梁先生对靺鞨陶器进行了系统的分区、分期研究,并探讨了与渤海、女真、契丹遗存的关系。
讨论内容:靺鞨陶器系统的源流关系等。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宋玉彬先生对渤海瓦当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
讨论内容:渤海瓦当的纹饰特点、城址与寺庙址出土瓦当的区分及意义。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赵虹光先生对渤海上京城进行了研究补遗。
讨论内容:宫殿区早晚关系确认的考古学依据,三重城划分等。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赵哲夫先生探讨了渤海上京城的建筑时序与形制渊源等。
讨论内容:渤海上京城如何受到唐长安城影响的。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志刚先生对渤海墓葬类型进行了系统研究。
讨论内容:渤海墓葬类型的源流与演变关系。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梅鹏云先生对辽墓乐舞图像进行了考古学研究。
讨论内容:辽代乐舞阵型的排列问题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董新林先生介绍了辽代祖陵考古的系列重要发现及最新进展,并指出此项工作开展的意义。
讨论内容:石像生的位置问题,出土瓷器的年代等。

2019年8月5日至6日,由吉林大学-故宫博物院张忠培考古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考古学院主办的“中国考古学:人类·文化·生业·社会”学术研讨会在长春顺利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专家学者主要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文物报社、南京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湖北荆州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大学、香港教育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开幕式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赵宾福教授主持。

赵宾福教授主持开幕式

首先,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张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张校长代表吉林大学对所有参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深情地表达了对考古学和考古人的由衷敬佩,并缅怀了张忠培先生对吉大考古学科的贡献。张校长称赞吉林大学长久以来一直有一批热爱考古、富有情怀的老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热爱考古事业的优秀学生。

张希校长开幕式致辞

然后,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吉林大学兼职教授单霁翔先生发表感言,他充分肯定了张忠培先生在吉林大学考古学科和故宫博物院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张忠培先生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积极影响,大家应该一如既往地继承和发扬张忠培先生为人、为学的精神,为中国考古学全面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单霁翔先生开幕式致辞

紧接着,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作了《张忠培与考古利用》的主旨发言,他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与文物保护利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回顾了张忠培先生在考古学利用上所走过的道路,总结了张忠培先生在考古学利用方面的思想,并指出文物利用应是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高蒙河教授开幕式主旨发言

最后,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党委书记李宏伟研究员致辞,他希望各位与会代表能够以互动增进学术友谊、以碰撞激发学术智慧、以交流深化合作了解、用争鸣繁荣中国考古。

李宏伟书记开幕式致辞

开幕式结束后,会议分为五个专题展开发言和讨论。

第一组研讨的主题是“史前生业与社会”,由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主持,共有六位学者作学术报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旧石器时代人类对火的利用:证据、研究方法与启示》,他通过回顾国内外几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用火证据的研究史,阐述了远古人类用火证据提取和分析的困难与挑战,并以北京周口店和宁夏水洞沟遗址为例介绍了用火证据提取和分析的前沿性方法。

吉林大学蔡大伟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吉林大学古DNA研究新进展》,他分析了世界范围内DNA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并介绍了吉林大学古DNA研究的学术队伍和他们在全国乃至全球领先的学术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中国北方农牧交融与畜牧业起源理论体系建构的思考》,他从内蒙古中南部、内蒙古东部、新疆北部的几处遗址着手,分析了中国北方畜牧业起源的原因及证据,并尝试对中国北方畜牧业起源理论体系进行建构。

吉林大学汤卓炜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经济地理区划的环境因素分析》,他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总结了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空间分布规律,并结合生业模式、经济形态、古环境等多方面信息分析了遗址与地貌、水系、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关系。

首都师范大学钱益汇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龙山文化时期石器技术与生业经济形态》,他以尹家城遗址为例分析了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器技术、专业化程度、生业形态、社会分化,并就磨制石器生产系统与石器类型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吉林大学刘爽博士的报告题目为《检测联用技术在文物产源研究中的应用》,她介绍了文物产源研究的背景和存在问题,并以吉林省大洞遗址为例,分析了检测联用技术在旧石器时代黑曜岩原料产地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张希校长全程参加了第一组的专题研讨。

第二组研讨的主题是“史前文化与聚落”,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乔梁研究员主持,共有四位学者作学术报告。

辽宁大学张星德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以双钩涡纹彩陶为视角看距今6000至5500年间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格局》,她通过类型学对比认为红山文化与西阴文化的双钩涡纹并行存在,表现出距今6000至5500年间中国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对峙与交流。

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金象晕的报告题目为《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壶研究》,他对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壶的文化属性和谱系问题进行了类型学分析,探讨了陶壶发展历程中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变化及特征,为理解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宋雨晗的报告题目为《张忠培考古学利用的实践与理论》,她回顾了张忠培先生在考古学利用上所走过的道路,认为张忠培先生是践行考古学利用的先驱,是积极倡导考古学利用的实践者、思想者、和引领者。

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高云逸的报告题目为《固本以强基、行稳而致远:张忠培先生的聚落观》,他梳理了张忠培先生对聚落考古相关问题探索与思考的心路历程,并根据张忠培先生对考古学局限性的深刻认识,进一步反思目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第三组研讨的主题是“西南地区先秦考古”,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杨建华教授主持,共有五位学者作学术报告。

陕西师范大学曹玮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从汉中盆地青铜器的变化看商王朝势力的扩张与收缩》,他通过对比研究,认为汉中盆地商代早中期的青铜器很可能来源于盘龙城,到了殷墟时期,汉中盆地的青铜器一方面继续受商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兵器、礼器上展现出不同于商文化的地方特色。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田建文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再读张忠培先生关于“蜀戈”的命名及其年代》,他介绍和分析了该文的写作思路和推理过程,认为该文虽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但站在当代去重新衡量该文的学术价值,可知其中的观点在当时具有超前性,在学术史上应当得到应有的重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苇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四川安宁河谷先秦时期的文化格局》,他介绍了2016-2019年间以成昆铁路扩能工程为契机,在凉山州境内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情况,并提出这些新发现在川西南及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时空框架和谱系关系等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林珊馆员的报告题目为《试论云南早期青铜时代的几个特点》,她介绍了云南地区几处青铜时代早期遗址,总结了云南早期青铜时代特点,并认为云南青铜时代早中期发展存在缺环,同时外部竞争压力相对较小,文化进程平和缓慢。

四川大学杜战伟博士的报告题目为《礼州晚段遗存检析》,他通过与周边文化的比较,提出礼州晚段遗存应该是齐家文化因素与当地土著文化因素融合后形成的一支独立的文化类型,并勾勒出了齐家文化向安宁河流域传播的两条路径。

第四组研讨的主题是“商周秦汉时期的中原与边疆”,主持人为陕西师范大学曹玮教授,共有五位学者作学术报告。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乔梁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虎形饰牌的时空分野》,他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不同区域内金属虎形牌饰的考古发现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虎形牌饰的分布、形态、装饰和功能在不同空间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有不同的变化或规律,但是不同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尚难探讨。

中山大学郑君雷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个案和通则》,他对通常意义上以及非典型意义上的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做了深刻的分析,并指出既往的研究方法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局限性,认为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必要做更深入的思量。

辽宁师范大学徐昭峰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辽东半岛南端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他根据地层关系梳理归纳了辽东半岛南端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并对各考古学文化的陶器特征和典型器物进行了归纳。

香港教育大学雷晋豪助理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周代曾国族姓的型塑与演变过程》,他系统梳理了西周早期以至战国时期的青铜铭文、考古材料以及传世文献之中有关曾国族姓与文化属性的资料,认为周代曾国族姓经历了从商周之际一个文化因素复杂的边陲族群到春秋晚期被华夏集团接纳并成为“汉阳诸姬”一员的演变过程。

荆州博物馆蒋鲁敬馆员的报告题目为《郢城遗址的时代与周边秦汉墓葬出土的纪年资料》,他通过分析郢城遗址内考古发掘出土及采集的秦汉时期遗物,并结合周边秦汉墓葬出土的纪年资料,认为秦及汉初为郢城的繁盛期,并提出郢城遗址周边秦汉墓葬出土简牍所提及的“江陵”,为确认郢城遗址即是秦汉时期的江陵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第五组研讨的主题是“考古新发现”,主持人为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共有五位学者作学术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丛德新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新疆博尔塔拉河流域青铜时代高海拔遗址发现的意义》,他首先介绍了位于新疆博尔塔拉河流域海拔2100-2900米的青铜时代遗址情况,认为这些高海拔遗址的发现为探讨西天山地区史前至青铜时期的生业形态提供了全新材料,对于深入探讨关于游牧文化的发生环境、时代特点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文瑞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冀蒙交界坝上地区发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初步认识》,他首先介绍了近年来这一地区的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情况,并认为它们存在着许多共性特征,可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并与内蒙古东部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相对应。

南京博物院周润垦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张家港黄泗浦遗址考古新发现》,他介绍了2008-2018年张家港黄泗浦遗址的发掘情况,认为该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重要的港口型遗址,出土诸多窑口瓷器证明黄泗浦遗址是一处重要的贸易集散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黑龙江大学王乐文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黑龙江抚远亮子油库遗址考古发掘收获》,他首先介绍了该遗址2016-2018年的发掘情况,指出该遗址是一处从新石器时代至辽金时期的重要遗址,该遗址内涵丰富,层位复杂,对于建立黑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以来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具有重要意义。

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赵里萌的报告题目为《基于区域系统调查的东北地区辽金元时期城市布局初探》,他使用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对东北地区不同级别的辽金元时期城址进行了调查,认为东北地区辽金元时期城市的布局具有很强的趋同性,十字街是城市布局的主流,北宋时期形成的开放式街巷布局在东北地区辽金时期城市中也同样适用。

会议发言与讨论现场

会议总结

分组研讨结束后,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李季研究员对代表们的发言进行了逐一点评,并指出此次会议是中国考古学学术研究的一次重要交流,希望未来有更多的青年学人投身到中国考古学的事业中来,并期待下一次会议在故宫博物院的召开。

李季研究员作代表发言总结

赵宾福院长作会议总结

最后,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赵宾福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回顾了此次会议从筹办过程,并指出吉林大学-故宫博物院张忠培考古研究中心是一个开放的学术交流平台,是以张忠培先生命名的一个科研机构,希望将来能有更多的新成果、新发现在这里进行交流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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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中国考古学:人类·文化·生业·社会”学术研讨会纪要
发布时间:2019-08-21

2019年8月5日至6日,由吉林大学-故宫博物院张忠培考古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考古学院主办的“中国考古学:人类·文化·生业·社会”学术研讨会在长春顺利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专家学者主要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文物报社、南京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湖北荆州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大学、香港教育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开幕式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赵宾福教授主持。

赵宾福教授主持开幕式

首先,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张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张校长代表吉林大学对所有参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深情地表达了对考古学和考古人的由衷敬佩,并缅怀了张忠培先生对吉大考古学科的贡献。张校长称赞吉林大学长久以来一直有一批热爱考古、富有情怀的老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热爱考古事业的优秀学生。

张希校长开幕式致辞

然后,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吉林大学兼职教授单霁翔先生发表感言,他充分肯定了张忠培先生在吉林大学考古学科和故宫博物院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张忠培先生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积极影响,大家应该一如既往地继承和发扬张忠培先生为人、为学的精神,为中国考古学全面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单霁翔先生开幕式致辞

紧接着,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作了《张忠培与考古利用》的主旨发言,他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与文物保护利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回顾了张忠培先生在考古学利用上所走过的道路,总结了张忠培先生在考古学利用方面的思想,并指出文物利用应是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高蒙河教授开幕式主旨发言

最后,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党委书记李宏伟研究员致辞,他希望各位与会代表能够以互动增进学术友谊、以碰撞激发学术智慧、以交流深化合作了解、用争鸣繁荣中国考古。

李宏伟书记开幕式致辞

开幕式结束后,会议分为五个专题展开发言和讨论。

第一组研讨的主题是“史前生业与社会”,由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主持,共有六位学者作学术报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旧石器时代人类对火的利用:证据、研究方法与启示》,他通过回顾国内外几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用火证据的研究史,阐述了远古人类用火证据提取和分析的困难与挑战,并以北京周口店和宁夏水洞沟遗址为例介绍了用火证据提取和分析的前沿性方法。

吉林大学蔡大伟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吉林大学古DNA研究新进展》,他分析了世界范围内DNA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并介绍了吉林大学古DNA研究的学术队伍和他们在全国乃至全球领先的学术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中国北方农牧交融与畜牧业起源理论体系建构的思考》,他从内蒙古中南部、内蒙古东部、新疆北部的几处遗址着手,分析了中国北方畜牧业起源的原因及证据,并尝试对中国北方畜牧业起源理论体系进行建构。

吉林大学汤卓炜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经济地理区划的环境因素分析》,他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总结了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空间分布规律,并结合生业模式、经济形态、古环境等多方面信息分析了遗址与地貌、水系、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关系。

首都师范大学钱益汇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龙山文化时期石器技术与生业经济形态》,他以尹家城遗址为例分析了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器技术、专业化程度、生业形态、社会分化,并就磨制石器生产系统与石器类型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吉林大学刘爽博士的报告题目为《检测联用技术在文物产源研究中的应用》,她介绍了文物产源研究的背景和存在问题,并以吉林省大洞遗址为例,分析了检测联用技术在旧石器时代黑曜岩原料产地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张希校长全程参加了第一组的专题研讨。

第二组研讨的主题是“史前文化与聚落”,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乔梁研究员主持,共有四位学者作学术报告。

辽宁大学张星德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以双钩涡纹彩陶为视角看距今6000至5500年间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格局》,她通过类型学对比认为红山文化与西阴文化的双钩涡纹并行存在,表现出距今6000至5500年间中国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对峙与交流。

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金象晕的报告题目为《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壶研究》,他对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壶的文化属性和谱系问题进行了类型学分析,探讨了陶壶发展历程中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变化及特征,为理解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宋雨晗的报告题目为《张忠培考古学利用的实践与理论》,她回顾了张忠培先生在考古学利用上所走过的道路,认为张忠培先生是践行考古学利用的先驱,是积极倡导考古学利用的实践者、思想者、和引领者。

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高云逸的报告题目为《固本以强基、行稳而致远:张忠培先生的聚落观》,他梳理了张忠培先生对聚落考古相关问题探索与思考的心路历程,并根据张忠培先生对考古学局限性的深刻认识,进一步反思目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第三组研讨的主题是“西南地区先秦考古”,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杨建华教授主持,共有五位学者作学术报告。

陕西师范大学曹玮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从汉中盆地青铜器的变化看商王朝势力的扩张与收缩》,他通过对比研究,认为汉中盆地商代早中期的青铜器很可能来源于盘龙城,到了殷墟时期,汉中盆地的青铜器一方面继续受商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兵器、礼器上展现出不同于商文化的地方特色。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田建文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再读张忠培先生关于“蜀戈”的命名及其年代》,他介绍和分析了该文的写作思路和推理过程,认为该文虽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但站在当代去重新衡量该文的学术价值,可知其中的观点在当时具有超前性,在学术史上应当得到应有的重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苇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四川安宁河谷先秦时期的文化格局》,他介绍了2016-2019年间以成昆铁路扩能工程为契机,在凉山州境内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情况,并提出这些新发现在川西南及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时空框架和谱系关系等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林珊馆员的报告题目为《试论云南早期青铜时代的几个特点》,她介绍了云南地区几处青铜时代早期遗址,总结了云南早期青铜时代特点,并认为云南青铜时代早中期发展存在缺环,同时外部竞争压力相对较小,文化进程平和缓慢。

四川大学杜战伟博士的报告题目为《礼州晚段遗存检析》,他通过与周边文化的比较,提出礼州晚段遗存应该是齐家文化因素与当地土著文化因素融合后形成的一支独立的文化类型,并勾勒出了齐家文化向安宁河流域传播的两条路径。

第四组研讨的主题是“商周秦汉时期的中原与边疆”,主持人为陕西师范大学曹玮教授,共有五位学者作学术报告。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乔梁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虎形饰牌的时空分野》,他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不同区域内金属虎形牌饰的考古发现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虎形牌饰的分布、形态、装饰和功能在不同空间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有不同的变化或规律,但是不同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尚难探讨。

中山大学郑君雷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个案和通则》,他对通常意义上以及非典型意义上的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做了深刻的分析,并指出既往的研究方法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局限性,认为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必要做更深入的思量。

辽宁师范大学徐昭峰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辽东半岛南端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他根据地层关系梳理归纳了辽东半岛南端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并对各考古学文化的陶器特征和典型器物进行了归纳。

香港教育大学雷晋豪助理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周代曾国族姓的型塑与演变过程》,他系统梳理了西周早期以至战国时期的青铜铭文、考古材料以及传世文献之中有关曾国族姓与文化属性的资料,认为周代曾国族姓经历了从商周之际一个文化因素复杂的边陲族群到春秋晚期被华夏集团接纳并成为“汉阳诸姬”一员的演变过程。

荆州博物馆蒋鲁敬馆员的报告题目为《郢城遗址的时代与周边秦汉墓葬出土的纪年资料》,他通过分析郢城遗址内考古发掘出土及采集的秦汉时期遗物,并结合周边秦汉墓葬出土的纪年资料,认为秦及汉初为郢城的繁盛期,并提出郢城遗址周边秦汉墓葬出土简牍所提及的“江陵”,为确认郢城遗址即是秦汉时期的江陵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第五组研讨的主题是“考古新发现”,主持人为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共有五位学者作学术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丛德新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新疆博尔塔拉河流域青铜时代高海拔遗址发现的意义》,他首先介绍了位于新疆博尔塔拉河流域海拔2100-2900米的青铜时代遗址情况,认为这些高海拔遗址的发现为探讨西天山地区史前至青铜时期的生业形态提供了全新材料,对于深入探讨关于游牧文化的发生环境、时代特点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文瑞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冀蒙交界坝上地区发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初步认识》,他首先介绍了近年来这一地区的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情况,并认为它们存在着许多共性特征,可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并与内蒙古东部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相对应。

南京博物院周润垦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张家港黄泗浦遗址考古新发现》,他介绍了2008-2018年张家港黄泗浦遗址的发掘情况,认为该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重要的港口型遗址,出土诸多窑口瓷器证明黄泗浦遗址是一处重要的贸易集散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黑龙江大学王乐文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黑龙江抚远亮子油库遗址考古发掘收获》,他首先介绍了该遗址2016-2018年的发掘情况,指出该遗址是一处从新石器时代至辽金时期的重要遗址,该遗址内涵丰富,层位复杂,对于建立黑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以来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具有重要意义。

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赵里萌的报告题目为《基于区域系统调查的东北地区辽金元时期城市布局初探》,他使用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对东北地区不同级别的辽金元时期城址进行了调查,认为东北地区辽金元时期城市的布局具有很强的趋同性,十字街是城市布局的主流,北宋时期形成的开放式街巷布局在东北地区辽金时期城市中也同样适用。

会议发言与讨论现场

会议总结

分组研讨结束后,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李季研究员对代表们的发言进行了逐一点评,并指出此次会议是中国考古学学术研究的一次重要交流,希望未来有更多的青年学人投身到中国考古学的事业中来,并期待下一次会议在故宫博物院的召开。

李季研究员作代表发言总结

赵宾福院长作会议总结

最后,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赵宾福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回顾了此次会议从筹办过程,并指出吉林大学-故宫博物院张忠培考古研究中心是一个开放的学术交流平台,是以张忠培先生命名的一个科研机构,希望将来能有更多的新成果、新发现在这里进行交流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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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敬 文章出处:“吉大考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