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22vip.com单霁翔: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上的讲话

都是我国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学会还十分关注当前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热点问题,我希望学会和各位先生能够继续关注、支持大遗址保护、第三次文物普查等当前我局的重点工作,新一届的考古学会在针对公众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有什么具体措施吗,关注当前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文化遗产保护、公众考古这些问题近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中国考古学走过了90年的历史,李济先生组织对安阳小屯的考古发掘,分别就大遗址考古、大型古墓葬的保护工作、考古发现成果的宣传和考古经费的管理等四个方面,在中国的考古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大遗址考古是我国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之一

3522vip.com 4

各位先生、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好!
值此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二次年会隆重召开之际,我谨代表国家文物局、代表单霁翔局长对出席本次年会的各位先生和考古界的广大同仁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为本次年会顺利召开付出辛勤努力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文物局、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对本次年会的成功举办表示衷心的祝贺!
中国考古学会成立至今,已走过了整整三十个年头。三十年来,学会始终秉承其立会宗旨,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紧密团结全国考古工作者,为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不断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2008年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一次年会上,新一届理事会顺利产生。在新理事会的领导下,学会协助国家文物局成功举办了“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评选活动”,使广大公众更多、更及时的了解和享受到考古工作成果。同时,积极参与三峡、南水北调等大型基本建设工程考古工作,多次组织专家赴河南、河北等省考古工地现场指导相关工作,给予专业意见和建议。此外,学会还十分关注当前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热点问题,今年下半年拟筹备召开关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多个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将对相关考古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次年会的中心议题是“东北地区考古”和“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理论与实践”。早在20世纪70年代,苏秉琦先生就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80年代,随着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重要遗址相继被发现,苏秉琦先生又提出中国国家形成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东北地区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得到长足发展,近年来更是取得了累累硕果。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吉林、辽宁两省的考古工作者
兢兢业业,扎实工作,为确保申遗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渤海上京龙泉府、辽宁朝阳牛河梁等大遗址保护工程顺利开展,地方政府加大了投入和支持力度,考古和文物保护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东北地区三省一校的学术交流非常活跃,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信息沟通和交流的窗口与平台。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学会和各位先生的关注与支持。
当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历史新时期,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中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困难与机遇同在,挑战和发展并存。如何在新形势下妥善处理好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推动考古学学科不断进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道路,是我们当前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这里,我也想借此机会,对学会和广大的考古工作者提几点建议和希望:
3522vip.com单霁翔: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上的讲话。第一,加强理论研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
目前,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不断涌现,文化遗产保护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工业遗产、乡土建筑、文化景观、近现代建筑等等都已被纳入学术讨论范畴。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新趋势和新特点迫切需要我们加强相关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不断丰富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为国家各项重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广大考古工作者应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理论水平,积极参与、承担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科研项目和前瞻性研究课题,在实际工作中使用最新科技手段和科研成果,以理论创新和科技进步带动考古学的发展。作为我国考古学界的重要学术团体,学会更应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充分发挥学术引领作用,不断拓展考古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努力探索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措施和方式,为完善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关注热点问题,积极参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工作。
当前,基本建设工程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大遗址保护、考古资料整理与报告出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等等,都是我国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广大考古工作者应树立全局观、大局观,提高自己对大时代、大趋势的把握能力。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更应关注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关注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充分发挥学术和科研优势,为各项重点工作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今年6月,国家文物局在杭州市召开了“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论坛期间,张忠培先生也就大遗址保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大遗址考古工作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我希望学会和各位先生能够继续关注、支持大遗址保护、第三次文物普查等当前我局的重点工作,研提意见和建议,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奉献一份心力。
第三,参加本次年会的代表很多是考古所的主要负责同志,在这里,我也就加强考古科研机构自身建设问题提几点要求。考古科研机构是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中坚力量,肩负着抢救、保护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的重任。但是,仍有一些考古科研机构因管理体制不健全、相关制度尚未建立,在经费使用、工地安全、资料保管等方面暴露出种种问题。各考古科研机构应引以为戒,深刻吸取教训,全面加强自身建设。首先,树立法律意识,严格依法办事,建立健全内部管理体制,尤其是经费、安全方面的规章制度,落实相关责任,将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其次,加强设施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整理场地、工作站、保护实验室等,做好文物标本、考古记录、档案资料的保存工作,为考古资料的利用和共享提供平台;再次,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科研水平和工作质量。今年,新修订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已正式颁布,并将于10月施行。为保证新《规程》顺利推广,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培训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各考古科研单位应以此为契机,抓紧组织业务人员认真学习新《规程》,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执行相关要求,不断提高我国的田野考古工作水平。
我衷心希望,与会的各位先生、专家和考古界的各位同仁能够在本次年会上畅所欲言,共商大计,为推进东北地区,乃至全国考古和文物保护事业出谋划策。国家文物局也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关注、支持学会的各项工作,为学会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最后,祝各位来宾身体健康,生活愉快!预祝本届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记者:作为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您对新一届的考古学会有什么期望?
童局长:国家文物局将继续关注和支持中国考古学会的各项工作,我简单谈几点期望: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团结,发扬民主。讲团结、讲大局、讲奉献和发扬民主是我们的考古事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学会是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学术团体,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所以,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在团结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凝聚全国考古工作者,进一步总结以往的经验,把我们的学会建设成为一个团结民主、求真务实、充满朝气、学术气氛浓厚、群众积极参与的社会团体,真正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是要继续推动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我们的学会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积极开展多种多样的学术活动,这在全国的学会中都是一个典范和旗帜。夏鼐和苏秉琦等几位先生在任期间,组织召开了很多学术会议,极大地促进了各地考古学理论和科研工作的开展,推动中国考古学达到了一个发展高峰。当前,各级专业考古研究单位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工作、大遗址考古工作、考古资料整理与报告出版工作、考古科研工作以及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等等都是目前考古工作的重点。而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不断加快,一些新方法、新技术、新手段逐渐运用到考古工作中,迫切需要考古工作者更新观念,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以学术研究作为学科发展的支撑点。我希望学会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为各地考古工作者提供一个信息沟通和交流的窗口与平台;同时,积极开展跨学科、跨区域的合作研究工作,不断拓展考古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推动学科的健康发展。
三是要牢固树立保护意识,切实加强文物保护工作。过去,因为一些考古工作者的文物保护意识不强,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对文物造成了破坏。所以我们强调要做好发掘现场第一时间的保护工作,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科研成果最大限度的提取各类信息。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下来的不可再生资源,我们应当把它传承下去,不能让这些遗产在我们手中被毁掉。现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有很大扩展,包括工业遗产、文化景观、乡土建筑、文化线路、20世纪遗产等等。学会应充分发挥学术引领作用,关注当前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和传播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积极参与相关理论研究工作,通过研究成果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支撑;另一方面要更多地关注文化遗产的保存状况,呼吁社会各界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切实地执行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规、政策,为建立、完善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是理性思考的精神。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可供研究的资料。长期以来,考古工作者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子孙负责的态度,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科学研究的关系,不为眼前利益所动,反对“挖宝”的思想,坚持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和贵族墓葬的原则,有计划地开展科学考古工作,让祖先创造的宝贵财富得以有序传承。

金秋十月,天高气爽。2013年10月24日,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暨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在西安曲江惠宾苑宾馆隆重开幕。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全球视野下的古代中国——以周秦汉唐为中心”,是中国考古学会于1979年在西安成立34年之后,再次在西安举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聚集在美丽的古城西安,共同参加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交流各自的研究心得,共商促进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大计。3522vip.com 1
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宿白先生、国家文物局励小捷局长向大会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宿白先生在贺信中说,陕西省作为考古资源大省,西安作为周、秦、汉、唐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国的考古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希望大家借此机会,在提高田野考古工作的质量,深化考古资料的研究方面,广泛交流,在新形势下,团结全国的考古文物工作者,坚持学术道德操守,以扎实的田野工作和高质量的学术研究,为推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励小捷局长在贺信中高度评价了中国考古学会过去五年的工作。他说,近五年来,中国考古学会成功举办五次年会,先后聚焦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三峡考古、长江下游考古、环渤海考古等重要课题,组织开展深入讨论,引发了学界深刻思考,有力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会年会已成为我国考古界最重要的年度学术盛会。中国考古学会伴随我国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蓬勃发展而茁壮成长。近年来,学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科学分析事业发展形势,引导学术界关注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遗址与城市发展关系等前沿问题,坚守保护第一原则,为帝王陵寝保护等重大问题积极发出呼吁,倡导服务意识,引领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的提升,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刘云辉、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先后发表了致辞。刘云辉局长在致辞中表示,本次大会在西安召开,充分体现了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对以周秦汉唐为主要历史文化内涵的陕西考古工作的重视,为扩大陕西考古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平台,也为陕西文物考古工作者与全国同行之间展开多层次的学术交流与研讨乃至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对今后陕西考古事业的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单霁翔院长指出了考古学研究与综合性博物馆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向大家介绍了故宫博物院的一些最新情况。张忠培先生谈了他对中国考古学会34年之后又回到西安召开的感想,对本次年会的主题进行了阐述,而且从他的视角,从纵向和横向论述了渭河流域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3522vip.com 2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发表了重要讲话,分别就大遗址考古、大型古墓葬的保护工作、考古发现成果的宣传和考古经费的管理等四个方面,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大遗址考古是我国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之一。各级文物部门和考古单位应进一步明确大遗址考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健全工作机制,完善保障体系,推进大遗址考古工作的广泛开展。大遗址考古应高度重视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标准,它应该代表我国当前考古工作的最高水平。大遗址考古应将保护摆在重要位置,要谨慎发掘,可挖可不挖的一定不挖,能少挖即解决问题的一定不多挖,各项工作都应做到对遗址本体的最小干预。这就要求扎实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在全面把握遗址状况和内涵的基础上,明确考古工作目标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计划。要关注出土文物和重要遗迹的保护,以及发掘后遗址的长期保护。遇到重要发现,还应及时调整工作方案,保护具有展示条件的遗存,为研究和利用留取有价值的素材。大型古墓葬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们大多与重要历史人物有关,承载了丰富的民族记忆和厚重的民族情感,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我们将继续严格控制大型古代墓葬的主动性发掘,尤其是帝王陵寝和名人墓葬,更应从尊重社会伦理、政治文明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坚持不进行主动发掘,努力实现永续保护。大型古墓葬保护工作应以实现原址保护和整体保护为目标。除封土、墓室、墓道等主体结构外,与之相关的陵园遗迹、建筑基址、陪葬墓,以及周边山形水系等,都应该作为墓葬的有机组成部分受到重视和保护。大型古墓葬的考古发掘必须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方可实施,不得以任何理由先发掘后申报或边发掘边申报。基本建设工程应力争避让已知的大型古墓葬,对工程施工中发现、经研究认定为帝王陵寝的大型古墓葬或其他名人墓葬,必须坚持原址保护。重申考古宣传工作的要求,即重要考古成果必须经严密论证、报请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允许的情况下方得正式对外发布;考古成果(包括项目阶段性成果)的发布,必须确立宣传工作机制,制定完备的程序,由相关部门或人员在合适时间通过合适渠道进行发布。从本质上讲,考古工作是一项学术活动,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学界、公众的评判。我们要善于同媒体打交道,引导媒体,通过我们的宣传,为老百姓普及考古知识,让老百姓懂得考古的价值,重视保护工作,而不是哗众取宠,寻求轰动效应。随着我国整体经济水平提高,近年来各级文物保护经费增幅很大,考古工作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包括考古人员在内的文物工作者都应该时刻铭记,我们的工作经费来自于国家财政,来自于纳税人,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辛勤创造,要倍加珍惜。考古工作既要保证质量,也要在经费使用上精打细算,经得起审计部门的检查,经得起历史的检查。最后,童明康副局长还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了殷切期望。他说,中国考古学会已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研究组织。中国考古学会的迅速成长,是中国考古事业在新时期蓬勃向上的缩影。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开拓进取,我国考古事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科理论体系已较为完备,中国考古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努力实现自身学术目标、推动事业发展的同时,考古工作者也积极融入时代前进的浪潮中,勇敢地承担社会责任,成为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3522vip.com 3
本次大会为期两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同仁分别就史前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和隋唐考古展开研讨。大会共收到论文170余篇,先后有120余位代表进行了小组发言,最后还推举出10位代表向大会作了主题报告,内容涉及古代文明起源、古代农业、都城、陵墓、墓葬建筑、石窟寺、建筑技术、动物考古、聚落考古、文物研究以及中外比较考古等诸多方面。
26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讨论并原则通过赵辉做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王巍作的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陈星灿作的有关《中国考古学会章程》修订报告,在之后进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和第六届理事会上,经过分组酝酿推荐、主席团讨论,全体代表和理事分别投票选举产生了126名中国考古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19位中国国考古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及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王巍任理事长,童明康、赵辉和李季分别任副理事长、陈星灿任秘书长。

3522vip.com 4

中国考古学会自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的成长历程。在夏鼐、苏秉琦、宿白、徐苹芳等历任理事长和常务理事们的悉心关怀下,在全国考古工作者的鼎力支持下,中国考古学会与时代同步发展,成为我国考古学界最为重要的一个学术团体,始终指引着中国考古学学科前进和发展的方向。而以张忠培先生为理事长的新一届理事会上任以来,学会以全新的姿态活跃于学术科研和考古工作的第一线,从三峡、南水北调考古到大遗址考古的实践,从东北地区、长江流域的区域文化研究到中国玉文化的探讨,学会积极引导广大考古工作者研讨当今考古学科和考古工作的前沿问题,为考古学科建设搭建起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记者:如果文物局要举办和公众考古或者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活动,会不会找考古学会合作?
童局长:当然要。就像我们这次开展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各地考古所都应当是主力军。我们要发挥广大考古工作者的积极性,全力投入到第三次文物普查中来,使第三次文物普查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国家文物局的很多事务需要考古所、考古学会配合开展。以前,我们一直同学会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夏鼐和苏秉琦等几位先生在任期间,我们有过很好的合作,这种合作在今后将会进一步加强。

       三、中国考古学的新转变和发展的新方向

记者:首先,恭贺您当选为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请您谈一下对本次考古学会有什么看法?
童局长:这次考古学会比较顺利地完成了领导班子的换届,选举产生了新的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老一代考古学家高风亮节、顾全大局的风范和品格令我们由衷敬佩。从这方面来说,本次会议可以说是学会发展的一个新起点。这届领导班子已有了年轻化的趋势,但从长远来看,本届领导班子仍是一个过渡,下一届应该更年轻化。

       我国的考古工作者群体是一支优秀的文化遗产保护人才队伍,不论是考古学诞生之初与外国学者分庭抗礼时的自信和坚持,还是战争年代在硝烟炮火中探寻古迹、埋头钻研的无畏与执著;不论是在基建工地上争分夺秒抢救国家珍贵文物时的永不放弃,还是在实验室中通过科技手段获取各类考古信息的一丝不苟,我们的队伍一直秉承着勤奋、严谨、求真、务实,“跟着材料走”的治学之道,长期以来形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

记者:新一届的考古学会在针对公众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有什么具体措施吗?
童局长:正如我刚才所言,这应当作为今后考古工作的一项方针。让社会、让民众更多地了解考古,接近考古,不仅能陶冶他们的情操,还能激发出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至于具体措施,还要靠各单位去研究、去探讨,号召考古工作者向这方面努力。
国家文物局提倡,有条件的考古工地在确保文物和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向民众开放。老百姓有这样的反映,考古队在地方发掘了两年,挖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有些老百姓还反对考古工作,认为文物是祖先的东西,考古发掘会破坏风水,一挖就要遭灾。所以,广大考古工作者要树立服务意识,在考古工作中积极向当地民众宣传文物保护法规、政策,普及考古和文物保护知识,让老百姓知道我们做了什么。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公众参与活动,使当地民众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文化,激发他们的自豪感和凝聚力,让他们更加热爱家乡,更加有动力投身到家乡建设的各项工作中。目前,考古报告的专业性很强,难以普及。我们很多重要发现都没有被采纳到历史教学中,考古工作成果没有被社会了解和接受。今后,学会也应该做好这方面的文章,使我们的观点和认识能够让其它相关学科了解,让社会、公众了解,这样才能发挥考古学的作用。

       随着新时期对考古遗址保护的更高要求,中国考古学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也是国家文物局近年来着力推动和全体考古工作者努力加强的主要工作。

10月26日上午,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大会结束后,本站记者采访了新当选的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童明康。

       三是着力推进行业建设和队伍团结。当前,城市建设中的考古遗址保护工作任务异常繁重,三峡后续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高速铁路和公路等国家重大基建项目纷纷上马。在此形势下,全国考古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考古前辈无私奉献、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加强考古行业的团结,凝聚全行业的学术和技术力量,加强对重大考古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探讨,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提升考古工作水平,树立起考古工作者良好的职业形象。

记者:中国考古学会在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像学术交流、学术会议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像您刚才提到的文化遗产保护、公众考古这些问题近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都已经提上了日程,这也是形势所趋、势在必行的,那么新一届的考古学会是怎么看待这方面的问题的?
童局长:我想学会应当参与进来。苏秉琦先生在50年代就提出“人民的考古学”这个概念。80年代又多次讲到“再造天书”的问题,提倡考古学要平民化,考古工作成果要惠及人民群众。苏先生身体力行,他晚年所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大众介绍有关考古工作的成果,在考古工作公众化、社会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很多学科也产生了影响。当年费孝通先生就是听了苏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有感而发,致函苏先生,赞扬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启发了很多学科。所以说,考古学不能闭门造车,一定要面向社会、面向人民群众。
国家文物局一直倡导和推动考古工作的社会化、公众化。新一届学会也应努力在这一方面做些工作,更多地关注社会上发生的一些大事。考古工作的社会化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各大学可以组织考古专业的学生,以夏令营或志愿者的方式,举办一些接近民众的活动;一些考古工地可根据自身情况,在确保文物安全和考古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允许当地民众参观考古发掘现场,向他们宣传考古和文物保护知识;在考古工作中,我们的考古工作者有责任向公众介绍国家现行的一些政策、法规,解答老百姓的不解和疑问,等等。这些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在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发现,一些历史文化遗产已经消失,这就是没有及时保护的后果。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实行分级保护,虽然有一些文物点没有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它同样是文物,理应受到《文物保护法》的保护。但实际上,这些文物点多被随意毁坏、拆除。很多地方不愿申报文物保护单位,认为这会束缚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广大考古工作者一方面要了解现行的文物保护政策,向公众、向地方政府宣传、普及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应积极为地方出谋划策,提出文物保护的具体意见和办法。

       二、中国考古界的优良传统

       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吸纳了世界考古学的最新理念和方法,以重建中国古史为己任。李济先生组织对安阳小屯的考古发掘,使得商代历史真正成为信史,也让殷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圣地和摇篮;梁思永先生发现并确认了后冈三叠层,首次辨识出仰韶、龙山和殷商文化的发展序列,成为中国田野考古技术大发展的显著标志;城子崖、斗鸡台、燕下都等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开始揭示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星星之火;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考古人仍在西南、西北等地探寻着古老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国考古学家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积极探索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来源、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等重大学术问题,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逐步在学术舞台上展示出其特有的魅力。

       从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开启了我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发端,到李济先生主持的西阴村发掘,再到多位考古学者参与、持续至今的殷墟考古和研究,中国考古学走过了90年的历史,让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告别了懵懂的传说时代,化为历史长河的恢宏画卷,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考古学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硝烟战火,也经历了新中国的国盛民强。

       四是加强了专家学者、专业机构与行政部门之间的互相理解与沟通。专家学者、专业机构与行政部门从不同的工作角度致力于文物保护工作,虽然各有倚重,但是目标一致。为此,行政部门坚持科学决策,充分发挥专业机构的咨询作用,尊重并充分吸纳专家学者的意见,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同时专家学者和专业机构支持行政部门依法行政,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

       二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晴时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正是田野考古工作的真实写照。很多考古工地位于人迹罕至的乡间荒野,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很艰苦;有的基本建设考古项目时间紧迫,常常要求考古人员披星戴月,加班加点。不论是广袤戈壁,还是浩瀚海洋,只要文物需要保护,就能看到我们考古人的身影。他们担负起守护国家文化命脉的重任,也在长期工作中形成了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优良传统。

       新中国的成立为考古工作的大发展和中国考古学科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下,《文物保护法》、《考古发掘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相继颁布,考古管理体系框架初步建立;国家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培训了340余名专业技术人才,有效缓解了建国之初人才紧缺的状况;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十余所高等院校相继设立了考古专业或考古系,为地方输送了大量高学历的专业人才;地方考古管理机构和科研机构纷纷成立,成为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中流砥柱;而中国考古学会,以及其他地方考古学会的成立,则大大推动了考古学学科的快速发展。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夏鼐先生在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建设、田野考古技术规范创立、考古学文化的理论探索、中西交通史和科技史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苏秉琦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国家形成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在区系考古的理论和实践、中华文明起源和重建中国史前史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正是在他们的指导下,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脉络为主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逐步形成。牛河梁、良渚、陶寺、二里头、偃师商城、三星堆祭祀坑、曾侯乙墓、秦始皇兵马俑等考古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三峡、黄河小浪底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考古工作顺利开展,水下考古、动植物考古、科技考古、航空遥感考古等工作全面推进,对外交流合作日渐频繁,学术气氛空前活跃,中国考古学的文化系列和编年框架逐步确立,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新局面。

       一是增强了考古遗址保护的紧迫感。在当前城市化加速进程和大规模城乡建设的背景下,考古遗址及其环境的保护形势异常严峻。放慢保护实施步伐,就可能导致更多考古遗址惨遭损毁。在这一形势下,全国考古工作者坚定不移地贯彻文物工作方针,加快考古遗址,特别是位于城近郊区的考古遗址抢救和保护的工作步伐,妥善处理好城市发展、新农村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

       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二是逐步扭转了“重考古、轻保护”的倾向,保护意识明显增强。在山西绛县横水、陕西西安凤栖原、湖北荆州熊家冢等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工作者与科技保护人员积极配合,将考古发掘过程与遗址保护工作同等看待、同时进行,让保护贯穿于考古工作的全过程。同时,考古机构也注意将考古工作贯穿于文物保护工程的全过程,根据考古工作所揭露的遗址价值和保存状况,审慎决定相应的保护措施,提出专业意见和建议。

       不久前,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实施文化兴国的战略措施,这也为新时期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更要求中国考古学会充分发挥学术引导作用,凝聚和团结全国考古工作者,不断激发他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让他们主动投身于基本建设考古、大遗址保护、长城资源调查、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学术研究等各项工作中。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大力推进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让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弘扬民族精神,培养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的有力举措,让中华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原文载《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25日第3版)

       三是逐步改变了“重发掘,轻整理”的局面,考古资料整理和公布工作得到显著提高。考古工作者越来越认识到考古报告出版的重要性,从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高度,积极做好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很多积压多年的考古报告陆续面世,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编辑出版考古报告200余部。但是,仍有一些已经发掘了十几年、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资料,像阿斯塔那古墓群、草鞋山遗址等重要考古资料迟迟得不到整理和出版,工作仍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三是敬业奉献的精神。考古科研工作异常清苦,从田野发掘,到资料整理,再到日后的系统研究,每一项成果的取得都要耗费考古工作者巨大的心力,甚至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付出与努力。面对社会上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广大考古工作者能够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始终坚守着考古人的信念和理想,始终坚守着考古行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底线,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默默无闻地做好田野和案头工作,这正是我们学术发展的脊梁。

     今天,借学会第十四次年会召开之际,我也简单谈几点意见。

       四是逐步改善了“重研究,轻普及”的状况,考古知识的公众普及工作得到了广泛重视。考古研究工作不仅仅是专业的、行业的、部门的工作,而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考古工作者在做好学术研究的同时,已经开始关注社会公众对于考古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重视推动公共考古学的普及,强调考古工作和考古遗址保护的公众参与,通过形式多样的现场参观、专家讲座、夏令营活动等积极传播考古学基本知识,使社会公众,特别是中小学生有机会亲近考古遗址、爱护考古遗址。

       一是逐步改变了“重发掘、轻调查”的观念,更加关注对大遗址的考古调查和整体价值挖掘。在注重对重要遗迹和墓葬考古发掘的同时,更加致力于考古遗址整体内涵的阐释和遗址本体的保护,通过一系列重要的考古调查项目对考古遗址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为制订保护规划,统筹考古遗址的保护、发掘、展示和利用等各项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一是科学探索的精神。考古学是一门严谨的人文科学,是以实物证据为基础,对古代社会的解读和复原,由不得妄自猜测和揣度。现代中国考古学虽然与西方考古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但是中国考古学者从未盲从和攀附西方,而是结合我国考古遗址自身特点,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学科体系,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学科发展之路。

       进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制度建设、机构设置、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有力保障下,在宿白、徐苹芳、邹衡、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等考古学家的指引下,中国考古学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聚落考古、科技考古、实验室考古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考古学理论、技术和方法,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手段等日益拓展;区域系统调查促进了不同区域、不同学科专业单位的合作,考古学者的视角更为广阔,拥有的材料更为丰富,新发现及其新发现带来的新成果层出不穷;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探源、石窟寺考古、盐业考古等重要课题研究深入开展,探讨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活等方方面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采用多学科合作研究和跨学科联合攻关的方式,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有力推动了考古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围绕大遗址保护而开展的良渚古城、汉唐帝陵陵园遗址等调查和发掘,让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民族精神得以传承和发展;高句丽遗址考古工作更对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考古学逐渐走出了学术的象牙塔,更加关注学术科研成果的普及,更加重视公众文化需求和文化权益的满足,走出了一条科学化和大众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九十年的成长壮大,使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逐步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逐步形成了自身特色,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专业人才崭露头角、科研成果层出不穷,学科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发展的坚强后盾。同时,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中国考古学也呈现出一些新的转变,逐步变成了考古工作者的自觉行动:

       二是高度注重考古遗址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众生活之间的和谐共赢,使考古遗址保护真正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使考古遗址保护最大限度地得到各级政府,特别是当地政府及当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近年来,考古工作者通过积极开展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和利用工作,逐步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使考古遗址成为城市中最美好的地方,成为对城市景观环境贡献最大的地方,充分发挥考古遗址保护的社会效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1-29 23:06:24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