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非遗“活”在当下,“火”在民间

他提交了对非遗传承人增加补助的提案,政府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每人每年补助1万元,委员们就非遗当下的传承现状及发展、关注非遗传承人群、增强全社会非遗保护意识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非遗一如既往地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重视培育非遗的,来自河南省的袁江华代表提出支持春节申遗的建议,这是全国政协委员王小燕日前给中新社记者讲的一个真实故事,自2001年昆曲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消失的速度,漫漫的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之路上,非遗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以及复兴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今年两会上,非遗一如既往地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在人大会场上,来自河南省的袁江华代表提出支持春节申遗的建议,来自河南省的游吟歌等5名代表呼吁推进太极拳申遗工作,来自福建省的王美香等5名代表提出支持武夷岩茶制作技艺的申遗建议……在政协会场上,委员们就非遗当下的传承现状及发展、关注非遗传承人群、增强全社会非遗保护意识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提出相关提案。

今年两会上,非遗一如既往地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在人大会场上,来自河南省的袁江华代表提出支持春节申遗的建议,来自河南省的游吟歌等5名代表呼吁推进太极拳申遗…

中新社北京3月12日电
辽宁双辽一位太平天鼓老艺人91岁了,家住泥土房,午饭就是一碗大米饭和老酸菜;问他入选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一年能给多少补助,答曰200元。问怎么不把手艺传给孩子呢,答曰没钱没出路,孩子都不愿意学。

编者按:“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对传统文化的精辟论述。据不完全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在不同场合公开论述传统文化重要意义达13次之多。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自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以来,我国由政府主导推动的非遗保护工作已走过15个年头。“保护非遗,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对人的重视上来。”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副院长王芳认为,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承载非遗技艺的传承人的培养,另一方面也要培育市场,重视培育非遗的“客户群”。推广昆曲一定要把传承人与受众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互动。

今年两会上,非遗一如既往地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在人大会场上,来自河南省的袁江华代表提出支持春节申遗的建议,来自河南省的游吟歌等5名代表呼吁推进太极拳申遗工作,来自福建省的王美香等5名代表提出支持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的申遗建议……在政协会场上,委员们就非遗当下的传承现状及发展、关注非遗传承人群、增强全社会非遗保护意识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提出相关提案。

这是全国政协委员王小燕日前给中新社记者讲的一个真实故事。类似的故事,每个提出“非遗”提案的委员都在调研中碰到过。“非遗”成绝响,成为他们的最大忧虑。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非遗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以及复兴民族传统文化,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这其中有赞许、有关心、有建言,也有期待,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不仅要让非遗在传承人身上‘活’起来,更要让它在民间‘火’起来。”王芳坦言,随着多年来昆曲在苏州中小学及高校的常驻演出,小到戏台、戏楼,大到苏州的园林,昆曲艺术发挥了滋润一方人文水土的作用。如今,昆曲的忠实粉丝小到六七岁,大至八九十岁,涵盖各年龄段。

自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以来,我国由政府主导推动的非遗保护工作已走过15个年头。“保护非遗,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对人的重视上来。”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副院长王芳认为,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承载非遗技艺的传承人的培养,另一方面也要培育市场,重视培育非遗的“客户群”。推广昆曲一定要把传承人与受众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互动。

自2001年昆曲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人逐渐知道了一个名词“非遗”。随着中国入选世界“非遗”项目越来越多,人们渐渐知道,除了昆曲、京剧,那些小众的东西也应该受到保护。

事实上,自上世纪70年代末期,文化部门就开始了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尽管面临种种困难,但仍有一大批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得以接续。从不为人知到举国瞩目,漫漫的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之路上,不计其数的文化工作者默默付出了艰辛劳动。

“非遗是民族的根和魂,而传承人是非遗的主角,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和关键。”全国政协委员、画家李延声多年来一直在为非遗传承与保护鼓与呼。在今年两会上,他提交了对非遗传承人增加补助的提案。在李延声看来,政府在政策扶持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离社会现实需要还有差距。

“不仅要让非遗在传承人身上‘活’起来,更要让它在民间‘火’起来。”王芳坦言,随着多年来昆曲在苏州中小学及高校的常驻演出,小到戏台、戏楼,大到苏州的园林,昆曲艺术发挥了滋润一方人文水土的作用。如今,昆曲的忠实粉丝小到六七岁,大至八九十岁,涵盖各年龄段。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各种“非遗”保护组织,2005年《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出台,2011年中国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自2006年到2014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35.14亿元用于“非遗”保护。

“作为一名来自文化界的全国政协委员,我特别自豪,也很激动。”3月8日,记者采访了从山东济南来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诸城派古琴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高培芬。近十几年来,高培芬和中国非遗事业共同成长,她见证了非遗保护事业的不断进展。正是因为非遗,她得以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也正是因为非遗,2013年她完成了自己20多年的心愿——出版发行古琴专著《高培芬古琴打谱集》。此外,在政府的支持下,“高培芬古琴研究中心”在山东博物馆成立,有了这个重要平台,她可以在古琴学术研究和传播方面更好地施展拳脚了。

让非遗“活”在当下,“火”在民间 。由于社会发展变化,非遗逐渐被边缘化,非遗传承人多是弱势群体。全国有不少地方存在人走歌息、人亡艺绝的问题。“我们亲眼看到许多传承人是如何把非遗代表性项目及传承视为生命,竭尽全力、千方百计把它传承下去。”李延声说,“如今,政府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每人每年补助1万元。根据社会现实消费状况,我建议增加至3万元。”

“非遗是民族的根和魂,而传承人是非遗的主角,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和关键。”全国政协委员、画家李延声多年来一直在为非遗传承与保护鼓与呼。在今年两会上,他提交了对非遗传承人增加补助的提案。在李延声看来,政府在政策扶持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离社会现实需要还有差距。

每年两会,都有许多委员为“非遗”保护呐喊。呐喊的原因是投入不够,保护力度不够,抢救性保存的速度赶不上“非遗”项目消失的速度。

“说实在话,我打心眼里感谢国家、感谢政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也就没有我们诸城古琴的今天。”谈及非遗保护对于自己的意义,高培芬如是说。

目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有1986名,至今年已有250余位离世。我国正面临非遗传承人后继乏人的问题。

由于社会发展变化,非遗逐渐被边缘化,非遗传承人多是弱势群体。全国有不少地方存在人走歌息、人亡艺绝的问题。“我们亲眼看到许多传承人是如何把非遗代表性项目及传承视为生命,竭尽全力、千方百计把它传承下去。”李延声说,“如今,政府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每人每年补助1万元。根据社会现实消费状况,我建议增加至3万元。”

李延声委员几乎每年都要提关于“非遗”的提案,去年呼吁给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增加补助。让他高兴的是,这一呼吁有了效果,据说最近补助标准就要从每人每年1万元增至2万元。

高培芬的故事,只是全国千千万万个非遗传承人经历的缩影。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非遗保护工作,我国在以往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的基础上,在国际社会推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背景下,积极履行加入《公约》的义务和承诺,
加强对非遗保护工作的总体思考和顶层设计,初步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保护制度,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王小燕分享了一次特殊经历。前段时间,她去基层调研,专程拜访了吉林省双辽市茂林镇育林村大五段屯91岁高龄的太平天鼓传承人姜殿海。“走进他的生活,让我真切地体会到非遗面临抢救、传承人亟须培养的艰难处境。”王小燕坦言,在深层次解决非遗与当下生活的结合、培养非遗传承人及专业研究人才、做大做强非遗项目等方面,仍需相关部门给予关注和重视。

目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有1986名,至今年已有250余位离世。我国正面临非遗传承人后继乏人的问题。

今年他的提案还是关于“非遗”传承人的抢救性保护:对已经高龄、传承困难的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影像记录和资料整理。据他调查,1986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有200多人已经去世,还有不少人也年老体弱,面临传承断代甚至人亡艺绝的问题。

法律保驾,制度护航:非遗保护行得稳、走得好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因此,继续推动非遗事业“活”在当下,“火”在民间是必然之举,但也不能不思考“非遗热”背后的一些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王小燕分享了一次特殊经历。前段时间,她去基层调研,专程拜访了吉林省双辽市茂林镇育林村大五段屯91岁高龄的太平天鼓传承人姜殿海。“走进他的生活,让我真切地体会到非遗面临抢救、传承人亟须培养的艰难处境。”王小燕坦言,在深层次解决非遗与当下生活的结合、培养非遗传承人及专业研究人才、做大做强非遗项目等方面,仍需相关部门给予关注和重视。

着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委员表示,国家“非遗”项目传承人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国家“非遗”项目传承人生活困难,造成大量“非遗”传承人才流失。这位72岁的老艺术家呼吁国家关心和重视“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进一步提高“非遗”传承人生活补助。

近年来,我国政府从建章立制、总体规划、设立机构、提供经费、组织协调、表彰奖励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全面推进非遗保护工作,确立了由文化部牵头,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民委等14个部委参加的非遗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在文化部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我认为目前的‘非遗热’有两个弊端:一是在执行保护工作的过程中,出现重申报、轻保护,重经费、轻传承的问题;二是国家每年投入的各非遗项目的保护经费,没有真正落实到该项目的传承保护工作上。”全国政协委员、古琴名家高培芬直言不讳地指出非遗传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因此,继续推动非遗事业“活”在当下,“火”在民间是必然之举,但也不能不思考“非遗热”背后的一些问题。

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高培芬委员的古琴项目已经入选世界“非遗”,应该说待遇好很多。但高培芬也发现,目前“非遗”热在执行保护的过程中,出现重申报、轻保护,重经费、轻传承的问题;国家每年投入的各项”非遗”项目保护经费,没有真正落实到该项目的传承保护上。

在今年两会上,文化领域立法的问题受到了代表委员们的关注。2011年6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颁布施行,这意味着非遗保护由政府工作上升为国家意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告诉记者,近3年来,该法的出台对保障我国非遗健康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3年底,已有浙江、江苏、新疆、山西、河南等13个省区市颁布出台了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各级政府都从贯彻《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角度推进保护,保护措施也越来越得力。正是看到了这样强有力的促进作用,各界对于文化领域立法的呼声才会愈发高涨。

“资金要跟着人走。”全国人大代表、花派评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冯玉萍提出了解决办法,建议在非遗保护中实行项目传承人负责制。“目前的状况是,一个传承人一旦离开了原单位,拨给该项目的资金只能给单位,那么该传承人在此后的项目传承工作中就无法使用这笔资金。”冯玉萍说,非遗项目资金到了项目负责单位后,项目单位再次分配的时候有可能并非用在有效项目人甚至项目上。去年她提出实行项目传承人负责制建议后得到的答复是:由于如今非遗传承人的素质参差不齐,有待进一步提高,正在加大对传承人群的培训,困难仍较大。

“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我认为目前的‘非遗热’有两个弊端:一是在执行保护工作的过程中,出现重申报、轻保护,重经费、轻传承的问题;二是国家每年投入的各非遗项目的保护经费,没有真正落实到该项目的传承保护工作上。”全国政协委员、古琴名家高培芬直言不讳地指出非遗传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为此,高培芬建议,成立监察机构,对“非遗”工作相关部门实施常态化监督,尤其是对“非遗”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实现经费使用透明化。

此外,国家设立了非遗保护工作专项资金,不断加大对保护工作的财政支持力度。截至2013年,中央财政共计投入专项资金28.04亿元。地方也加强了非遗保护机构队伍建设,全国31个省区市均成立了省级非遗保护中心,22个省区市在文化厅局单独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

此次参会,冯玉萍结合现实,在去年建议的基础上又提出启动项目传承人负责制试点工作。“资金到人,责、权、利也分配到人。先搞试点,看哪个项目适合、哪个传承人有能力承担,这要根据不同的非遗种类来定,核心是把国家给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在冯玉萍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资金扶持非遗的功效。

“资金要跟着人走。”全国人大代表、花派评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冯玉萍提出了解决办法,建议在非遗保护中实行项目传承人负责制。“目前的状况是,一个传承人一旦离开了原单位,拨给该项目的资金只能给单位,那么该传承人在此后的项目传承工作中就无法使用这笔资金。”冯玉萍说,非遗项目资金到了项目负责单位后,项目单位再次分配的时候有可能并非用在有效项目人甚至项目上。去年她提出实行项目传承人负责制建议后得到的答复是:由于如今非遗传承人的素质参差不齐,有待进一步提高,正在加大对传承人群的培训,困难仍较大。

王小燕认为,要解决后继乏人的根本问题,还要设立“非遗”项目传承项目专业科目,列入全国招生计划,并提高传承人的社会地位。

摸清家底,理清思路:

同样,高培芬也建议,一要成立监察机构,对非遗工作相关部门实施常态化监督,尤其是对非遗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实现经费使用透明化;二要细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关于传承人资质的条款,明确传承人有序的师承关系。

此次参会,冯玉萍结合现实,在去年建议的基础上又提出启动项目传承人负责制试点工作。“资金到人,责、权、利也分配到人。先搞试点,看哪个项目适合、哪个传承人有能力承担,这要根据不同的非遗种类来定,核心是把国家给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在冯玉萍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资金扶持非遗的功效。

王小燕说,传统的带徒授艺的传习方式之所以不被社会所认可,是因为在“职称至上”的职场空间里,家族祖传式、拜师学艺式、口授相传式等得来的学艺成果,上不了讲台,没有文凭,找不到工作,评不上职称。

名录体系建设意义深远

“传统的带徒授艺传习方式不被社会认可,高校自身不具备开设非遗专业的师资条件和力量,导致想要拜师学艺的人无师可求、无学校可报的脱节状态。”王小燕建议,建立健全保护扶持体系,教育、文化等部门应承担普及非遗传承的义务,国家及各省区市应遴选一些优质非遗项目进入高等学历教育;设立具有地域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与高校对接,作为教育实习和调查科研基地,为非遗培养理论研究人才队伍储备力量,增强非遗发展后劲。

同样,高培芬也建议,一要成立监察机构,对非遗工作相关部门实施常态化监督,尤其是对非遗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实现经费使用透明化;二要细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关于传承人资质的条款,明确传承人有序的师承关系。

她建议凡是具备国家、省级“非遗”传承人资格证书的,应按照高校师资等级加以认定,享受高校师资同等待遇。

传承人保护成效显著

面对传承人生存发展环境制度支撑不足、财政支持不够的现状,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建议,构建完善的传承人认定机制,探索团体传承制度,评定传承人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除政府组织申报外,还采取由传承人直接登记方式,作为现行认定制度的补充程序。同时,要着力促进职业传承,提高非遗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并增加补贴幅度,促进师徒传承模式的进一步普及、发展。

“传统的带徒授艺传习方式不被社会认可,高校自身不具备开设非遗专业的师资条件和力量,导致想要拜师学艺的人无师可求、无学校可报的脱节状态。”王小燕建议,建立健全保护扶持体系,教育、文化等部门应承担普及非遗传承的义务,国家及各省区市应遴选一些优质非遗项目进入高等学历教育;设立具有地域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与高校对接,作为教育实习和调查科研基地,为非遗培养理论研究人才队伍储备力量,增强非遗发展后劲。

目前,中国只有1372个国家级“非遗”项目。

2005年,文化部部署了我国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普查工作,到2009年底,普查工作基本完成。据统计,参与这次普查的工作人员有50万人次,走访民间艺人115万人次,拍摄图片477万张,收集珍贵实物和资料29万多件,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近87万项,抢救保护了一批珍贵、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结束后,各地文化部门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档案,积极开展对普查成果的整理、研究、出版和利用,将普查成果资源数字化,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非遗保护应开阔视野,联动海峡两岸力量,形成优势互补的保护新机制。”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眼里,海内外同胞都应珍视非遗,共享这份荣耀,同时也要共同承担保护与传承的义务。“希望把非遗保护发展成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纽带。一些进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的台湾传承人也有强烈的愿望,希望能与大陆同行一样享有传承人的荣誉。可选择有条件、有影响、有愿望的台湾艺术家和手工技艺传承人,授予‘国家级传承人’的称号并享受同等待遇。”田青建议。

面对传承人生存发展环境制度支撑不足、财政支持不够的现状,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建议,构建完善的传承人认定机制,探索团体传承制度,评定传承人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除政府组织申报外,还采取由传承人直接登记方式,作为现行认定制度的补充程序。同时,要着力促进职业传承,提高非遗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并增加补贴幅度,促进师徒传承模式的进一步普及、发展。

“那些没有入选国家级的传承人呢?他们大多年事已高,处境更为艰难。也许是暂时还没有入选,但等到入选的时候也许他们就不在了。”王小燕说。

2006年、2008年和2011年,国务院先后批准公布了三批12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截至2012年,各省区市公布了8566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8186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53776项。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初步形成。2012年,文化部对105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作出了调整、撤销的决定,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动态管理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绝不能让非遗离开生活的土壤,与我们渐行渐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非遗中心主任连辑说,非遗虽从专业领域有着非常严谨的概念,但是在他看来:“非遗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的衣食住行,是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观念,是我们的审美,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连辑建议,政府与社会民众合作起来,一起充分挖掘非遗产品的独特价值,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

“非遗保护应开阔视野,联动海峡两岸力量,形成优势互补的保护新机制。”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眼里,海内外同胞都应珍视非遗,共享这份荣耀,同时也要共同承担保护与传承的义务。“希望把非遗保护发展成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纽带。一些进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的台湾传承人也有强烈的愿望,希望能与大陆同行一样享有传承人的荣誉。可选择有条件、有影响、有愿望的台湾艺术家和手工技艺传承人,授予‘国家级传承人’的称号并享受同等待遇。”田青建议。

截至2013年底,文化部已命名公布了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1986名。财政部专门设立了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传习活动经费,资助每位国家级传承人每年1万元传习经费,支持他们开展传承活动。各地也陆续开展了省、市、县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命名工作,截至2013年,全国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9564名。各地文化部门通过记录整理技艺资料、提供传习场所、资助他们开展传习活动、组织宣传与交流、征集并保管代表作品、建立档案等方式,积极帮助代表性传承人开展授徒传艺等传承活动。

“绝不能让非遗离开生活的土壤,与我们渐行渐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非遗中心主任连辑说,非遗虽从专业领域有着非常严谨的概念,但是在他看来:“非遗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的衣食住行,是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观念,是我们的审美,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连辑建议,政府与社会民众合作起来,一起充分挖掘非遗产品的独特价值,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具有创新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培养方式开始付诸实践。2013年6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增设“传统技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研究”方向,招收国家级非遗名录中18个传统技艺项目的艺术硕士研究生。9月9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举行导师聘任仪式,共有18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大师被聘为研究生导师,既满足了当代教育实践型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层次传承人的创举。

把握规律,创新手段:

保护方式方法日益完善

数字化保护扎实推进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传承、衍变的规律,我国逐渐探索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多种方式,如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等。这几种保护方式提出之后,得到了学界、保护工作者和传承人的广泛认可与积极响应,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一方面,遵循抢救第一的原则,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年老体弱的代表性传承人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通过数字化信息采集记录,使濒危的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的丰富知识和精湛技艺转化为有形的信息形式,为后人留下珍贵的文化基因。

另一方面,对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炮制和饮食文化类非遗项目进行合理的生产、开发,增强自身造血机能,促进传统技艺的传承、利用和发展。2011年,文化部命名公布了第一批41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树立了一批生产性保护的成功典型。

以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方式推动非遗的整体性保护,是我国非遗保护实践的又一重要创举。截至2013年底,我国相继设立了15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护区既对区域内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手工技艺、民俗活动等非遗进行有效保护,也重视民居、古建筑、历史街区和村镇、重要文物等相关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兼顾到了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

此外,文化部积极推进非遗的数字化保护工作,为此专门设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心,建设开通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项目建设,完成了“山东高密扑灰年画”“陕西秦腔”“徽派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等试点项目的数字化采集,制定了数字化保护的业务标准和技术规范,为非遗资源数据库的建设与丰富搭建了重要框架与模型。

传播文明,交流合作:

全社会的遗产意识普遍增强

国际交流方兴未艾

人民群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人,人民群众的自觉参与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为了提升全社会的遗产意识,我国专门设立了“文化遗产日”。近年来,文化部和各地文化部门利用“文化遗产日”和民族传统节日,组织举办了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珍稀剧种展演、百名工艺美术大师展示、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等许多重大宣传展示活动,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认识、了解和喜爱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文化部多次组织非遗保护领域知名专家举办讲座、访谈、论坛等活动,向社会公众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各级文化部门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发布非遗保护工作进展和成果,进行全面的社会宣传和广泛动员。

如今,普通民众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对非遗的认知度、认同感、自豪感和参与意识都普遍提高,这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持续发展具备了深厚的基础。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国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制定的主要推动者,是认真履行缔约国义务、积极推动公约实施的主要国家。近年来,在法国巴黎成功举办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节”,在四川成都举办了4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发布了《成都宣言》、《成都共识》、《成都倡议》、《成都展望》,在香港成功举办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亚洲合作论坛”。与蒙古国联合申报蒙古族长调民歌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合作开展蒙古族长调民歌的田野调查和保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下,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了“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

我国还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优秀实践名册”的申报工作,至2013年底,共有昆曲、木卡姆艺术、格萨尔、羌年、中国珠算等38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选,是世界上入选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

这一系列基础性、开创性的重要工作,使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不断增强,一大批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生存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全国政协委员、知名非遗专家田青用“保护民族的根和魂”来形容非遗保护的重要性,他特别提到其中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问题,指出面对现代化发展,古老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民俗文化显得很弱势。“老祖宗创造的民间文化中不乏精彩,如果不保护它,不格外地提倡它,它就会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消失。必须建立文化的自觉,主动寻找文化定位。要有眼光、有远见,传承好民族代代相传的血脉。”田青说,尽管目前抢救和保护非遗的工作还十分困难而艰巨,但这个工作必须做,而且还要做好,因为它关乎历史传承、关乎民族凝聚力、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

对此,文化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