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人身的转折点:祖父在光绪年间的科场舞弊案科场案

李慈铭一边说自家没米下锅,殷主考拿到信和银票

京官的第三种来钱道儿,则属于职务额外收入,这一点,古今一理,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后,这种职务额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级官员机会更多。

殷主考停驻在官船上,正好有苏州地方官上船拜访。周家下人找到官船后,也不看合适不合适,就把信和银票交给随从,让呈给殷主考。随从见是内阁中书周介孚的来信,又有银票,不敢怠慢,就拿进去递给了主子。殷主考拿到信和银票,看看在座的苏州地方官,极为尴尬。苏州地方官自然晓得是怎么回事,赶紧端起茶杯喝茶,当作没看到。这时的殷主考有两个选择,第一是退回银票,大义凛然地将周介孚和下人报官;第二是找台阶下,收下银子帮忙办事。他看看银票,咽了口水,装进口袋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和客人闲谈。

京官第一种来钱的道儿,是打地方官的秋风,即揩油。当然这种揩油,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方官总是要进京办事的,一进京,消息马上传开,同年、同事、同乡,一拥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摆开筵席同时撒钱。作为地方官,进京办事,有关部门自然需要打点。主管长官得重点关照,但是,自家的关系,也必须面面俱到,同年、同事、同乡……大小菩萨,每个面前一炷香,一个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紧的是关系网,如果这种在大家眼里天然合法的关系都照顾不到,丢下一个半个,马上名声就坏了。官场上,关系复杂,说不准谁和谁有点什么瓜葛,得罪一个,往往得罪一大片。有的时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却不能落个薄情寡义的名声,破坏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的撒钱,广结人缘,就是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按这个规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没有政绩也不用怕,只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别倒霉、赶上战乱,但凡进了官场,大抵都可以无灾无害到公卿。

任何行贿都有腐败官员的责任。如果官员不需要钱,行贿案就不会发生。殷主考如果不是因为周家的下人不通人情、乱喊乱叫,也不会把他和老相识周介孚报官。他是看中周介孚送来的钱了,他需要这笔钱。主考官都是京官充任的,一般都是翰林院等冷衙门中的官员外放地方乡试主考。科举被京官看作是捞钱致富的重要门路。这也是为什么科场舞弊案层出不穷,大家见怪不怪的原因。

总而言之,京官虽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穷,但日子并不真的像京里穷民那样难过。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见习翰林大考未过,外放老虎班知县,因过于骄横丢了乌纱,马上就捐一个内阁中书进京,虽说没有钱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还过得不错,时不时可以捎点特产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来钱的道儿。

周介孚行贿乡试主考,人证物证俱在,而且是被抓了现行。案子很快就做成了铁案,层层上报。下面是科举舞弊司空见惯,最上面的光绪皇帝却不知道。他还以为科举是为帝国选才的根本制度,神圣而纯洁,一见竟39
然有官员公然行贿,龙颜大怒,将周介孚从严处理。周介孚被判了个“斩监候”,相关考生革除功名。

所以,穷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个官衔,即使在北京这种消费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甚至混得脑满肠肥。

3522vip.com ,第二笔支出是家庭支出,父母需要供养、弟弟需要资助、老婆要买胭脂、儿子要上私塾,处处都得花钱。一个家族出一个在北京当官的人不容易啊,亲戚们都指望着他接济呢。如果再纳几房小妾,每个月剩余的那一小半收入不管怎么掰成两半儿花都是不够的。

京官第二种来钱的道儿,是吃来往京师的同乡商人。中国这块土地,官商勾结,自古皆然。明清之际,官商之间往来的平台是同乡会馆。说起来商人们弄会馆,是便于同乡之间互助的,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这玩意儿就成了周济进京赶考举子和穷京官的场所。举子进京赶考,可以在会馆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官,自然会照顾同乡商人,这属于商人的期货投资。对于现任京官,凭借会馆,时不时地给点补助,实在困难的,还可以在会馆下榻,不收房钱,这属于现钱交易。

这件科场行贿案原本就此便可以结束了。

京官哭起穷来,好像每日等米下锅,忍饥挨饿,日子都没法过了似的,其实大抵属于家兄江南没,舍弟塞北亡的诗人作诗,当不得真。没错,这些小京官,的确房租经常拖着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赊,动不动就跑当铺,经常随份子送礼,欠债也属于家常便饭。但这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活不下去,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食有鱼,家里有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的家仆。李慈铭一边说自家没米下锅,一边却记录自家赴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鱼翅海参没完没了。当然,很有可能,这边主人在赴宴,饭店门口,仆人找来嚷嚷:大奶奶说了,当的那个镯子到期了,赶快去赎!晚清有嘲京官诗云:天乐看完看庆丰,惠丰吃罢吃同丰。头衔强半郎员主(即各部的郎中、员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级属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签个字,闲来只是逛胡同。虽说有点夸张,但也八九不离十,其实,当年吃瓦片的租房产,即便承租的官员拖欠房租,也断没有把人赶走的,因为租户里有个官员,对外好说话。而平时的商家,从来都是赊账的,按年节一总收账,因此,拖欠和赊欠,对于官员不算什么大事。

朝廷的在京官员高高在上,怎么会过这样的苦日子呢?难以置信。试举一个中级官员、七品的翰林院编修的收支情况。翰林院编修可是无数读书人梦想的岗位,一年的俸禄是45两俸禄再加几斤禄米。京城消费成本高,这样的收入根本就不能支持一个七品官体面的生活。明清两代俸禄奇低,有京官写曲抱怨说:“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41
一句“一只空锅等米淘”说出了多少京官的心酸,他们每月月底发愁房租,店铺里赊了许多账却又不得不经常应酬随份子,为此不知多少官员低头遮脸跑当铺。明清时期,许多京官外放外地的知府、藩臬甚至巡抚,第一件事情就是筹钱去当铺赎出家当。

京官之穷,是因为没机会直接刮地皮。同样一个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县,平常年景,说不上贪酷,一年几万两雪花银总是会有的。但是在京里,法定收入,也就是一年45两银子,再加上一点禄米。京师米贵,居大不易,这点钱粮,家口如果多到5名,那么多半是要饿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欢哭穷,做了京官,则一塌糊涂,活脱脱一个个怨妇,最有名的是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在骂人之余,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困窘。还有人填了曲子诉苦: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发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科举舞弊是重罪,但到光绪年间早已流弊日广。冒籍、夹带、刺探试题、雇用枪手甚至行贿考官等等,无所不有。周介孚在北京做官多年,和同样是京官的殷某相识,加上丁忧在身,就写了一封信附上银票让家人送给老相识。这本是司空见惯、手到擒来的易事。可周家的下人实在不会办事,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办成了一桩大案。

京官穷,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永恒主题。其实,京官穷,大官不在此列,权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难。穷的,只是那些小京官。所谓京曹,即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屑员,无权无勇,人数众多,一般来说很闲,但却没钱,他们甚至比不上那些经手琐事的胥吏。因为胥吏有公务经手,在手续上就可以卡点油水出来。这种状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尤其明显。

咸丰二年,中兴名臣曾国藩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赴任途中接到了母亲病逝的讣闻,竟然没钱回家奔丧。曾国藩当时42岁,历任朝廷各部侍郎,依然穷得丁当响。出京前,北京家里已经一个铜板都没有了,全靠友人资助勉强支撑。江西官员和各地朋友凑了一千两份儿钱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久旱逢甘霖,曾国藩赶紧拿出三百两托人捎回京城还债,又拿出二百多两送到省城还债,拿着剩下不到四百两银子回家给母亲操办丧事。

整个案子背后最值得挖掘的是:为什么科场行贿司空见惯,让读书人和官员都对因此被抓的人表示同情?

剩下的就是等着外放或者主持乡试的时候,贪赃舞弊,狠赚一笔,改善财政窘境了。

光绪十九年是江南乡试之年。京官殷某出任江南乡试正考官,南下苏州。绍兴城丁忧在家的内阁中书周介孚派家人前来拜托殷某“关照”应试的周家子弟,包括长子和几个侄子。

日后因为签订《南京条约》而名声在外的伊里布,当年在云南当中等品级的地方官,去求见抚台大人。没名没钱,他只好在抚台衙门外面的厢房里候着,等了好几天也没人搭理他。伊里布倒没闲着,把厢房屋顶上掾木的长短和多少都记得清清楚楚。若干年后,伊里布风风光光回到昆明,主政云南,上任初又见衙门口的厢房,不禁感慨万分。

李慈铭的财政情况比周介孚要好很多,他有户部江南司郎中的实职,享受着户部的灰色收入。即便如此,即便李慈铭并不是太会交际的人,他每年支付给各个酒店的饭钱也达到一百六十两。清朝末期,北京饭馆一顿上等酒席的价格不过二三两银子。照此算来,李慈铭平均五天要自掏腰包应酬一次。光绪十一年,李慈铭应酬的资金达到顶峰:六百八十一两八钱。而在光绪初年,李慈铭的亲弟弟在老家去世。李慈铭大为悲痛,他认为弟弟是“饥寒而死”的。自己这个哥哥当官后累计才寄给弟弟不到十两银子,连自己一年在京城的“酒食声色之费”的零头都不43
到。不是他不想接济弟弟,而是实在手头拮据,拿不出再多的钱了。

许多京官四五十岁了,比如曾国藩、徐世昌,还在北京四九城里过着既要体面又缺钱少粮的窘迫生活,做着升官掌权、封疆治国的美梦。绝大多数人不像曾、徐那么幸运,做了一辈子梦也没能美梦成真。

京官普遍有的一项收入是“打秋风”。“法定”的打秋风收入在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过年过节的时候还会有零散收入,都是下属衙门和地方官府“孝敬”的。如果运气好,交际面足够广,地方官员来京都会拉你去赴宴。大快朵颐之余,京官们少不了拿点土特产和红包。另外,商业发达的地区在京城里建有会馆,比如湖广会馆、绍兴会馆等等。会馆由商人修建并运转,却和商业关系不大。会馆主要目的是为本地举子和单身官员提供免费食宿,也任由囊中羞涩的京官来蹭吃蹭喝。穷京官可以解决部分应酬压力,讨得回乡的盘缠,想发财是不可能的。

这个周介孚是科场高手,曾高中一甲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做了三年京官。其后当了三年江西金溪知县,因脾气太差大骂江西巡抚而被弹劾免职。此后受好友李慈铭指点,卖田捐官,补了内阁中书一职,长期在京为官。光绪皇帝钦定他斩监候,周家发动周介孚的科举旧交、京官同僚,又卖了家族的良田和店铺,疏通上下环节。他的案子由浙江省负责,时任浙江按察使是赵舒翘。所谓的“斩监候”类似于死刑缓期执行,要等到“秋后处决”。赵舒翘觉得周介孚的运气太背了,大家舞弊都没事,就他被摊上了,对他很同情,加上各种各样的招呼,就把周介孚的死刑给押了下来,秋后并未处决。周介孚保住了一命,杀也不是放也不行,在杭州的监狱里呆了八年。闹八国联军时,京城监狱中犯人纷纷逃离监狱,事后又自动回来归案。刑部因此奏请赦免所有犯人,得到慈禧的批准。刑部尚书薛允升援引此例,将远在杭州的周介孚也列入赦免名单,得到慈禧同意释放。薛尚书是周介孚的同年进士,很同情周介孚在科举舞弊相当普遍的情况下获罪,就稀里糊涂地把周介孚释放了。

第三笔支出是应酬支出。官场讲的就是人脉,不去衙门坐班没关系,不去应酬却是万万不能的。你不应哪部分人的约,你就被排除在哪个圈子之外了。随着人脉越来越广,应酬也越来越多。这些应酬可都是自掏腰包的。即使快成乞丐了,朋友、同僚有难或者邀请,再困难也不能落他人之后。

有人说,哪个当官的靠俸禄生活?他们有工资外收入,有灰色收入。但是工资外收入也好,灰色收入也好,是和你掌握的实权联系在一起的。中级官员的实权有限,而翰林院编修更没有一丁点实权,实际收入还比不上一些经手琐事、管手续后勤的胥吏呢。一方面是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另一方面是待遇低微、生活艰难。要平步青云,要熬出头,自古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说有外快,也就是业余兼职打工赚辛苦钱。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就做过晚清的翰林院编修。徐世昌家境普通,科举费用还是妻家资助的,好在他教过私塾,以翰林编修之尊“重操旧业”,在北京城里给达官贵人当家庭教师,补贴家用。老母和妻儿则长期留在河南老家,没钱接到北京来团聚。徐世昌就这样一个人在北京苦苦熬了10年。多数京官的情况和徐世昌相似,一些年纪大的连到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的工作机会都得不到。

李慈铭免不了又一次骂娘,骂官场,骂自己。

周家的下人见银票送进去后,船里的老爷都不给张收条或者回个话什么的,着急了。等了好久后,他竟然在岸边大喊:“老爷拿了银子,怎么也该给个话或者收条,小人好回绍兴交差!”他还以为科场行贿像在早市买菜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要发票呢!船上的人见这个人的话越讲越难听,出面阻止他大喊大叫。越不让叫,周家下人叫得越厉害,骂殷主考拿了银子不办事,引得岸边百姓围观。这下,殷主考恼羞成怒,苏州地方官的脸都挂不住了,严肃地走出来,下令将周家下人缉拿。殷主考还拿出周介孚的来信和银票,交给苏州府衙查办。

京官们实在太穷了,太需要利用外放赚钱养家糊口了。

周介孚最有名的朋友是学问家李慈铭。科场案发生后,李慈铭曾为周介孚疏通。李慈铭也是进士出身的京官,也是绍兴人,也喜欢骂人。他常常和周介孚一起在京城里骂人,骂官场陋习,骂俸禄太少。除了骂人,李慈铭就写书信、日记,喋喋不休地诉说生活的困窘。

京官的支出有多少呢?第一笔支出是生活消费,包括正常的吃穿住行。北京本地的官员还好,如果是外地来京为官的,怎么也得租个像样的房子住,怎么也得养一两个佣人。那每个月起码要二三两银子,大半的月薪就没有。这还不算吃饭、穿衣、坐轿的钱。

周介孚回家闲居了三年后,死了。他是一个规范的封建士大夫,但科场行贿给读书人丢了脸,江南读书人都不愿意提起。一旦提起,就可能被人举一反三,牵涉出更多的类似案件来。所以这件案子很快被刻意淡忘了。半个多世纪后,此案才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因为案犯周介孚的孙子大紫大红了。他就是鲁迅。爷爷入狱让周家家道中落,很多鲁迅研究者认为,如果没有此案,鲁迅继续生活在安逸奢华的家族中就不会成为本阶级的“叛徒”,中国现代文学也就少了一个领军人物。而周介孚拜托殷主考关照的长子在案发后,被朝廷革去秀才功名。年轻人本来身体就弱,受案子一吓第二年就一命呜呼了。周介孚死去的这个长子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